赠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对联



郁慕明先生说支撑他奔走两岸的两大支柱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2012年4月13日,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莅临吉大附中讲学,为郁先生撰联一副,以表敬意。



72岁高龄的郁慕明先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释文:


郁慕明先生惠存


悠悠然乐也棠棣修敬;


郁郁乎文哉炎黄慕明。


时维壬辰暮春吉林大学晚学王春撰并书


         上联典出《诗经·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喻两岸血脉相连,手足相惜,和谐共处;下联典出《论语》,“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喻两岸文化同根,薪火传承,再创辉煌。

2011年吉林高考作文阅卷:宽容、包容、纵容学生说真话

2011年吉林高考作文阅卷:宽容、包容、纵容学生说真话


 


2011年的高考已经尘埃落定,“圆满结束”了。由高考引发的一些争议也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高考阅卷工作结束后,我们拜会了吉林省高考语文作文阅卷组长、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程革教授。早在十年前就听过程先生的课,此番再坐春风,尤感亲切。


宾主落座,先生就谈起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阅卷。今年吉林省有十五万考生,满分作文40篇,55分以上作文848篇,平均分46.5分,较去年低1.5分。先生承担吉林省高考作文阅卷工作30年,担任作文阅卷组长10年,有丰富的高考作文阅卷经验。谈及今年新课标卷假大空的作文材料,先生也颇感气愤。考察学生的作文能力应该让学生写有切身体会的话题,应该给学生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当独立思考遇到政治正确,当独立思考和政治正确在高考中相遇,势必造成大批学生作文表现平庸化。高考阅卷的结果数据已经说明问题。一味“巨龙腾飞”“历数革命年表”“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用学生并不擅长的“宏大政治叙事”来代替个人的独立思考,无论如何都难以写出高超的文章。而那些关注生活、勇于表达个人观点的文章则难能可贵,卓尔不群!诸如“中国你慢些走”“热时代的冷思考”“中国真的大国崛起了吗?”“大国的崛起能否缺失文化?”等主题的文章都获得了高分。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少俯仰随人的犬儒,但真正缺少公共思想资源。一个民族没有一群能坚持独立思考的青年是多么的可怕的事情。让学生在高考考场上于独立思考和政治正确间做抉择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幸而有先生仗义执笔,坚持为国举才的正确方向,也拯救了险些彻底平庸的2011年全国新课标高考卷。


先生的话掷地有声,“我们要宽容、包容甚至纵容学生说真话!”


有这么一个笑话,国际学校里老师让同学们“就世界粮食缺乏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美国学生:“请问什么是缺乏?”埃塞俄比亚学生:“请问什么是粮食?”中国学生:“请问什么是个人看法?”作为一名中文教师,每次看到这个笑话,心头总难免感到一丝悲哀。


 


程革先生的个人情况综述:


东北师大文学院文艺学教授、博导,笔名程戈。老家吉林市。父亲早年是满洲国政务院文书,后来做教员,母亲是医生。自幼随父母辗转大栗子、临江等中朝边界上的小镇。童年的饥饿还没消退少年的恐怖迅疾降临。那是一所中学,50多个教师30多人被群众专政。使我有机会目睹中国一个小镇的奥斯维辛,当然父亲也在其中。16岁中学毕业上山到临江林业局西南岔农场知青点20岁,知青点撤消,转户到浑江市(现为白山市)花山公社青沟子大队一小队集体户23岁,1977年,第一次获得选择的权利,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后来,1982年又参加了第一届硕士学位研究生考试,考中了。


  1985年到东北师大中文系任教至今,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吉林日报》、《社会科学战线》、《文艺争鸣》、《东北师大学报》、《文艺广角》、《戏剧文学》等国家级、学科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和文章6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部分观点在《新华文摘》上有转载,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

  坚持启蒙立场和批判态度;坚信个人立场和普世主义;坚守自由精神和宪政理想。以牛虻的方式叮咬现实,以鸱枭的声音报道噩耗。这是我站在讲坛上20多年的理由,也是我20年来一直坚持给大一学生上课的理由

当独立思考遭遇政治正确——2011年高考语文新课标卷作文评析


当独立思考遭遇政治正确


——2011年高考语文新课标卷作文评析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  王春 


     2011高考语文科目考试已经结束,以下为2011年新课标卷(河南、山西、吉林、黑龙江、宁夏、新疆、海南)高考作文题:中国崛起的特点


  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全球二十一世纪十大新闻,其中有关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崛起的新闻名列首位,成为全球最大的新闻。该所跟踪了全球75万家纸媒体、电子媒体及互联网信息,发现其中报道中国崛起的信息有3亿多条。 那么,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呢?《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在中国网民中进行了调查,结果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请根据以上材料,谈自己的所思、所想。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题目自拟,文体不限;不要脱离材料的含义,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看了今年的高考作文,我关心的是阅卷者对高考考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容忍限度。中国是不是大国?算不算崛起?崛起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外人的眼里可能是个问题,基于不同目的的考量,答案也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三人成虎的故事,我们屡试不爽,见怪不怪了。对于中国人而言所谓中国崛起根本是个无聊的问题。外媒的评价对于本国民生的改善是毫无意义的,你说崛起或不崛起,中国的问题就在那里,不偏不倚。若一味“择善而从”,信以为真,受用如饴,自我陶醉,妄自尊大,则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中国是否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崛起?考生可不可以说不?可不可以说这是个无聊的伪问题?这是对习惯于政治正确的高考的一个巨大挑战。


“那么,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呢?《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在中国网民中进行了调查,结果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这六个方面的特点是值得称道的还是值得关注?可不可以不称道?能不能谈谈我们对自身发展问题的看法?指出存在的严峻到中央政治局都每天开会研究的社会问题算不算跑题?开放程度与改革程度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对习惯于政治正确的高考的又一个巨大挑战。


        高考语文近年来的成绩之一就是作文考试转为哲意并诗意地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并成功地脱离了浓郁的政治气场,回归语文本位。但今年的考题似乎是一种倒退。判断是否倒退的标准就是对考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容忍限度。


贺东北师大附中首届语文学术节联


释文:


贺东北师大附中首届语文学术节


语妙辞修,沂水雩风开境界;


文雄韵雅,汀兰岸芷动芳馨。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语文组敬赠辛卯暮春 王春书


上联用《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典故。


下联用唐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中:“白芷动芳馨”的典故。


 

水浅舟大:文化生态与道德环境

水浅舟大:文化生态与道德环境


 


对未成年人进行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确面临一个“场景”问题。然而“场景”只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小背景,决定思想道德教育气数的绝对律令还是道德教育的“文化生态”问题。这个“文化生态”包括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建设体系以及思想道德的认同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养成、建设与认同的互动关系。所谓互动便有良性、恶性的差别,那么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文化生态”环境如何呢?可以肯定的说,当代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文化生态”存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文化生态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交互困扰,达到某种平衡时就能够促进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然而文化生态在遭到严重破坏后意欲力图弥合却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稳定同时也是艰难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恰处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文革为总爆发的极端主义在迅速膨胀后归于破灭,然而极端主义的纵横绝荡却远远不止十年的运程。从“十七年时期”到“文革”,直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极端主义的理想甚嚣尘上的三十年,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影响相当深远。文革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用高昂的代价和精神的苦难换取的“财富”。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对于文革的深刻反思与学术研究一直未能得到深入全面的开展,对于文革的种种文化诱因与思想因子的遗传变异没有能够进行深刻、有力的省察。文革思维即极端主义思维的薪尽火传在高扬“和谐”、“昌明”的今天仍然是大行其道、触手可及。极端主义是反传统反道德的,道德建设与维系需要广阔的价值领域与丰厚的精神资源。显然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宽容和美妙,极端主义的流传和影响将是长期、顽强而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这是当下困扰道德教育的重大历史困境。之所以成其为困境,原因就在于忽视和遗忘,恰恰这种价值形态不因忘却而消亡。


众所周知,80年代迅速兴起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都是在为恢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努力,客观上文化的反思与改善尚喘息未稳,又不得不抬头面对“文化市场化”的剧烈冲击。充满结构魔力的“文化市场化”潮流,只关注如何在别人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并由此建立起尊严。当下社会的浮躁是有目共睹的,而道德的养成、建设与认同是需要相对的冷静与独立的。浮躁的价值观念形态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念起到的影响是如影随形、根深蒂固的。探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不能回避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这一现实困境的。


    解决双重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于拓宽公共价值领域、丰富公共精神资源。谈到思想教育,有太多话要说,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教育是百年树人的民族大计,教育的“文化生态”是不可忽视客观上有长期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探讨。

比特与缪斯的舞会——漫谈网络时代的读书

比特与缪斯的舞会


——漫谈网络时代的读书


王 春


尊敬的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发言的题目是《比特与缪斯的舞会——漫谈网络时代的读书》。网络时代的到来,忽如一夜,散入春风,悄然融入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有人形象地说网络时代对于读书群体必有冲击,这是科技对文艺的冲击,使比特对缪斯挑战。那么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于读书群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如何看待这些影响?个体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的阅读状态将何去何从?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互联网及芯片技术是文字发明以来继甲骨、钟鼎、竹帛、纸张之后的第三次信息介质革命,现在的互联网技术犹如尚未发明活字印刷时的纸张,正在酝酿着一次巨大的信息变革,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计。但是其锋已露,其势必然!《礼记·大学》篇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又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诗经·大雅·文王》篇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对于新事物的观照早就具有了成熟的智慧!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阅读媒介,而网络自身并非是快餐文化和浮躁的社会情绪的病因。所以我们应该开门迎闯王而不是饿死首阳山。


读书人数的下降是网络时代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现象的发生不能简单归咎于传媒的转变,而必有它深层的社会诱因。全世界年人均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民族,为64本,年人均读书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为55本,美国现在正在开展年人均阅读50本书的计划,而在我国年人均阅读图书仅为4.5本。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6年完成的第四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过的国民图书阅读率在持续走低,已经从1999年的60.4%下降到2005年的48.7%;这些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诱因。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由于实行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全盘西化”,大陆出现了文化传统的断裂,贫血的文化人群从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中刚刚爬上岸,还没有来得及喘息,一抬头,八十年代充满解构魔力的市场化浪潮又席卷而来。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知识的确不能仅凭自身而获取合法性了,任何知识都需要向消费者证明自己的价值。使得本就单薄的社会思想资源,更加显得捉襟见肘。在语文领域也就出现了海外汉学家所说的“香港英文行,中文不行;台湾中文行,英文不行;大陆中文、英文都不行”的局面。但披览西方史,这种思想资源层面的类似的局促都表现为暂时性,有着千年生命智慧的文化传统本身自能应对这一变局。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方化石,而是一江春水,能随物赋形,因利乘便,甲骨、钟鼎、竹帛、纸张到网络都只是文化长河的一段河床,而逝者如斯未尝往的才是它的精神和道统。


值得称道的是,网络时代对视读书为生命的阅读群体没有冲击。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一言以蔽之,读书学道人最与冷淡相宜!(见金德嘉《居业斋文稿》卷十二)李二曲在《四书反身录》中说:“一切世味淡得下,方于道味亲切。苟世味不淡,理欲夹杂,则道味亦是世味。淡而不厌,非知道者其孰能之?”如果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追求价值理性的自我观照,而并非为了迫不及待地把知本变成资本来招摇过市,那么网络于我何加焉?


作为一名教师应该视读书为生命,作为一名教师不管在什么时代不读书都是一种失职。这一点我想不需赘言。


有人说网络时代对于读书的冲击是比特挑战缪斯,但比特日新月异,缪斯也依然翩跹。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网络时代里的读书是比特和缪斯牵手上演的一场旷古绝今的舞会!


 

从“余秋雨批评现象”看当代知识界的价值观念与思想状态

从“余秋雨批评现象”看


当代知识界的价值观念与思想状态



 


 王  春


谈及上世纪90年代的散文界,我们绕不开余秋雨。谈论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们更是不能不提及余秋雨。上世纪90年代文坛最受关注也最具争议的作家仍然是余秋雨。这表现在其一,他的著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掩卷沉思》、《余秋雨台湾演讲》、《千年一叹》等,均一度位居全球华文书籍排行榜前列,在台湾和大陆掀起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热,形成了媒体热评的“余秋雨现象”。其二是争议巨大,群起杯葛,围绕余秋雨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 、散文文本的文史硬伤问题、系列名誉侵权案的“法律苦旅”、“电视作秀”以及屡次封笔风波等展开并形成了一场声势浩荡的“‘余秋雨现象’批评”。从“余秋雨现象”到“余秋雨现象批评”,构成了在当今文坛备受瞩目的“余秋雨批评现象”。通过对“余秋雨批评现象”形成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的检讨,我们不难发现“余秋雨批评现象”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是非曲直的判定。


“余秋雨批评现象”中论争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价值观念的不同。这种价值观念的落差分别在同时代人和不同时代人之间都有体现。时代背景的差异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造成了这种观念分歧。这种价值观念的分歧和由此衍生的长时期的文化论争,实际上恰恰生动地体现出了当代知识界的思想状态。“余秋雨批评现象”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它而体现出的当代知识界思想状态中的一些不足和问题。热闹的论争的背后依然是当代知识分子如何扩大和丰富价值领域与精神资源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余秋雨批评现象”中导致论争双方价值观念分歧的“双重困境”。


 


“余秋雨批评现象”中存在大量的价值观念分歧,导致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批评双方都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困境”。


集中体现“余秋雨批评现象”中价值观念分歧的典型论争就是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作为后辈的余杰曾经撰文指出余秋雨是上海“石一歌”组织的重要成员,是至今不肯“忏悔”的“文革余孽”。曾经是余秋雨同事的孙光萱、胡锡涛也分别撰写文章,正告余秋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而作为当事人的余秋雨则极力辩解自己的清白无辜。如何面对“文革”确实是当代知识分子要正视的问题。围绕“文革”问题的争论体现了同时代人之间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之间迥异的价值取向。论争双方对于文革的基本价值判断并无二致,而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个人在“文革”中所处的地位和应当负担的责任问题,双方观点则大相径庭。对于“文革”问题的是非争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认识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经历过“文革”与没有经历“文革”的两代人之间体现的犹为明显。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对“文革”的深入检讨和理性辨析,这也正是历史困境下的无奈。


对于“文革”问题的讨论,超越个人的是非之争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是一件大好事。谁也不能否认“文革”是中国人用十年苦难换取的财富资源。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对于文革深入广泛的讨论没有得到系统的进行和开展。换句话说对于文革的反思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情,文革的产生和过程中的诸多思想诱因与如今文革思维的薪尽火传都值得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余秋雨们成长的年代是动荡荒乱的年代。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但他们的身份同时又是双重的,既是主流话语的生产者,但更是“运动”中的被迫害者。正如王尧所说:“不借助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文化建设,但是,既然是‘全面专政’,又不能不防止参与主流话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可能‘复解资本主义’或者让资产阶级回潮。”这是“文革”的“文化现场”中存在的矛盾,更是余秋雨们面临的两难与尴尬。我们应该看到,当时还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余秋雨是没有能力拒绝与选择的。前辈学人冯友兰、周一良、陈旭麓等身临其境尚无能为力,更何况余秋雨?冯友兰、周一良等在文革之前均已成就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到了晚年堪破名利,自省忏悔,得挽名节。然而年轻一辈却难以做到这一步,因为这关联着现实的名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领域的建构背景是在文革的“文化现场”当中。作为主流话语生产的参与者更兼屡屡“运动”中的被迫害者,极端思维和“他人就是地狱”的斗争敏感已经根深蒂固、如影随形。余秋雨对于文革问题的讳言和对文史“硬伤”指称的敏感,无疑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状态的某些倾向。同时我们也看到,逼人忏悔、随便指责别人是“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恰正是文革余风的体现。至于“文化口红”之类的指责,我们除了能够感受到极端与“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以外,唯有对于“以暴易暴”文风的一声叹息。“余秋雨批评现象”中的论争双方都存在着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造成的认同差异和历史局限。


“余秋雨批评现象”中的论争双方同时存在现实困境,即在“文学市场化”背景下,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期间个体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


当今文坛确实存在一股“酷评”之风。他们认为“骂的流行诚然不是幸事,但要让它终止必然以‘伪’的流行的终止为前提,这里的伪包括伪作品和伪评论。”而且断言“骂的流行必将为‘伪’的流行的终止做出贡献。”(周冰心、余杰编著《文化口红》封面语)我们不怀疑“酷评”家们“心存坦诚、机智与幽默,试图重建理智的评论环境”的良好用意,但从“迫不得以”的骂人开始,到为了骂人而骂人结束这一客观事实表明,“酷评”的理论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设想的背面,形成了悖论。其实,这种悖论的形成并不出人意料,我们不能忽视“以骂止骂”逻辑的理论背景或曰市场背景。


在市场化的文学背景下,“形象消费”已经成为火爆的事实,余秋雨本人无疑是其中的受益者,同时他的文名也成为了一种消费资源。毕竟在市场化运作背景下,棒喝名人,可以曝得大名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任何学术的或棒喝的批余文章一出现都会被认为有假借余秋雨自我炒作的嫌疑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实际上“批余”的战车已经在商业价值的指向标下驶入了“到底是谁在沽名钓誉?”这种立场上大是大非,逻辑上又非此即彼的弯道之中了。这是余秋雨的不幸,也是余秋雨批评者的不幸。在文学向市场化过渡的进程中,余秋雨做出了尝试,余秋雨批评者也参与了探索和实践,文学市场化变革必然会对文学发展进步带来有利因素,但市场对文学和作家的异化现象是马克思和本雅明都予以警示过的!中国文化的转型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期间,市场因素对个体价值判断的制约将是长期、广泛而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分歧的现实困境。


 


 


“余秋雨批评现象”对当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嬗变的启示意义


 


“余秋雨现象批评”中的两次主要论战即关于余秋雨先生文革历史和文史硬伤的论争,都涉及到了“文化人格”这一问题。在这场论争中体现出来的当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颇具代表性。既有面对历史问题的讳莫如深和面对指摘的气急败坏,更是不乏缺乏严肃批评精神的玩世不恭和故作惊人之语。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价值领域的狭窄和精神资源的单薄?


反观历史,实现文化和文学的不断转型,必须要依靠作为具体实践者的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洞察和判断力,而这些能力是建构在广阔的价值领域和深广的精神资源基础上的。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平心静气,厚积薄发。文革十年是对知识分子价值领域和资源摧残震荡的十年,“十七年”期间的历次运动实际都是在为革除“不合时宜”的思想传统而进行的努力,文革不过是它的集中爆发。饱受颠沛流离的精神价值体系在激烈的动荡过后尚未来得及恢复元气,更没有顾及到对文革的思想文化的症结进行深入思考,就再度面临着充满解构魔力的市场化时代。而粉墨登场的诸种表演都无疑是这种精神价值体系症侯的具体表现而已。这是“余秋雨现象”的背景更是“余秋雨现象批评”的背景。而由此构成的“余秋雨批评现象”,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众、涉及重要时代文化课题之广、对文化传媒影响之大、社会舆论关注之切都在当代文坛无主潮的创作状态下各臻一极,倍受关注。“余秋雨批评现象”成为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具体而微的标本。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状态,诸多学者将之归结为三种趋势走向,即文学的媒体化、文化化、学术化。这三种趋势走向在“余秋雨批评现象”中有完整的体现。这些趋势的出现,正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体系要求不断与时俱进并强调积累的表征。对于“余秋雨批评现象”的评定,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标本意义,它的标本意义不仅仅是指它作为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缩影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在知识分子精神价值体系的嬗变中出现的,并且在它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准确生动的体现出了这种嬗变。所以与其做更多的道德考量,不如更多地来关注价值领域的拓宽和精神资源的积累。如果把问题放在发展中去考察,那么现在做出的论定都只具有暂时性。所有“余秋雨批评现象”的参与者和观众都需要这种积累和磨砺。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文学批评的基本要义是对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价值进行阐释和评价。“余秋雨批评现象”作为当今文坛文学批评的一种表现形态,生动展现出了近年来文学批评呈现出的活跃态势。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社会良知、历史责任的巨大转变,同时也暴露出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混乱与失范。两方面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问题。参与这场论争的知识分子从年龄到人生经历上的差异呈现出老中青三代。他们思想观念中的契合与抵牾都源于他们知识结构与文化经验的不同。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造成了他们价值领域与精神资源的千差万别。进入当代以来,由于知识分子长时间在价值领域和“灵魂深处”主动或被动的不断进行着“不破不立”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当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价值领域和精神资源都体现出了薄弱和偏狭。在这种状态没有来得及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得不仰头正视扑面而来的文学市场化问题。这给本来就需要靠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才能得以有效解决的复杂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给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余秋雨批评现象”正是在这种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体系嬗变中出现,也准确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嬗变。我们应该注重“余秋雨批评现象”在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价值体系嬗变历程的实践意义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对于建设与时俱进的社会公共价值领域和精神资源的启示。

寻访屈原后人,迹同胡闹

寻访屈原后人,迹同胡闹

                                 王春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屈原故里湖北秭归县的县委宣传部宣称,根据中国首次寻访掌握的资料来看,屈原有子女是肯定的,目前有六种说法。


    报称,今年七月至十一月,秭归县委与三峡日报联合组成的屈原后裔寻访组进行了中国首次屈原后裔寻访活动,根据提前查阅相关资料寻访足迹遍及九个省市,因《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历史资料的确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寻访组从民俗学、历史学、屈氏家族史等方面来考察,再加上这次寻访活动新发现的线索,确认屈原应该有妻室儿女,而且有六种说法。一是“四子”说,湖南邵阳一带于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屈氏族谱说屈原有四个儿子,长子承开,次子承元,三子承天,四子承贞。二是“三子”说,在陕西耀县和安徽东至县发现屈原有三个儿子的说法。《耀州志》上说:屈原死后,他的三个儿子都进入秦国,其中一个在耀州改姓为孙,并说隋唐医学家孙思邈是其后裔;一个家居蒲城,仍然姓屈;另一个在韩城,改姓为房。但都没有记载具体名字。安徽东至县黄荆村保存的乾隆四十一年屈氏族谱记载屈原有三个儿子,长子称孟师文华公,次子称忠虞武安公,三子称季敏孝思公。三是“二子”说,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江苏大学、常熟市图书馆珍藏的《临海屈氏世谱》记载屈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屈署,一个叫屈鲋,又称屈侯鲋。四是“一子一女”说,清代《长沙府志》说屈原有一女名叫绣英,也称纬英,并说其墓在湖南益阳花园洞。清代《桃江县志》有同样的记载。明代《蕲州志》说屈原有一子,俗名“黑神”,同治年间的《益阳县志》又说“俗呼凤凰神”。五是“一子”说,麻城市沈家庄保存的民国七年的《熊氏族谱》记载屈原有一子,名“岳”,并说屈原受“屈”也就是受“冤屈”而死,所以他的这个儿子又恢复为熊姓,因为屈原的远祖叫熊绎。六是“一女”说,湖南汨罗一带民间传说屈原有一女叫女嬃,汨罗屈原纪念馆原馆长、屈学专家刘石林写有一本《汨罗江畔屈子祠》一书,其中对此专门有考证,认为女嬃为屈原之女。


    笔者以为,秭归县委宣传部此举迹同胡闹。所谓寻访屈原后人,既无可行,更无必要。为何历史上有“屈原否定论”?根本原因就是关于屈原的典籍记载有限,且多龃龉。关于屈原的身世尚有悬案难以厘清,关于他的家族历史亦无完备的记载,连宣传部门都知道《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历史资料的确没有这方面的记载,那么所谓的寻访组又是如何从民俗学、历史学、屈氏家族史等方面来考察的呢?史迁、王逸等人去古未远,尚难以厘清其谱系宗嗣,乾嘉诸老,遍考古籍、方志,均未敢为屈原续谱,往事越千年,今人仅据清代方志如何有说服力呢?且如四子皆为承字辈之说,显然是后人杜撰,根本不符战国命名习惯。寻后一事,实无可行性,更没有必要性。寻找到了屈原后人又如何(假令真有后人)?政府不能且没有必要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文化形象工程上面。秭归重视诗人屈原,可多投入资金研究其人、其辞赋,对于根本没有科学性可言的寻访活动,不论粘贴多少科学标签,也改变不了其闹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