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卜筮文化视阈下的《<诗经>两首》抒情特色新论

卜筮文化视阈下的《<诗经>两首》抒情特色新论

王    春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30021

(文章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16年6期)

人教版高中教材所选《<诗经>两首》包括《氓》和《采薇》两篇。两篇中都存有卜筮文化的元素,实为理解两首诗抒情达意的关键。世易时移,卜筮这一先秦时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元素如今已经退居现代文明社会的文化边缘地位。今人阅读这两首古诗时,对诗中借由卜筮活动所传达的情感往往忽视。而此种手法恰恰又是把握两首诗抒情特色的关键所在。

《氓》中“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两句实则是弃妇对氓的最有力的控诉。“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四句,涉及古代成婚“六礼”中的纳吉、亲迎之礼。古人成婚须完成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其中纳吉是男方询问女方名姓后占卜婚姻吉凶之礼,如果占卜得到吉兆,则报与女方知晓,并送上彩礼。问题就出在纳吉这个环节。《国语·晋语》:“爱疑,决之以卜筮。”[1]卜是指用龟甲占卜,筮是指蓍草和《周易》占卜。周代时虽卜筮并用,但重卜轻筮。清代皮锡瑞《经学通论》中《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蓍亦古法之遗》一文说:“《汉书·艺文志》蓍龟十五家,龟有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书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凡五家。蓍止有蓍书二十八卷,一家。盖重龟而轻蓍。”“《史记·日者列传》专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汉兴而有。是古重卜轻蓍之证。”[2]既然重卜轻筮,往往从卜不从筮。古人以为卜筮结果不同时,从筮不吉。《左传·僖公四年》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3]晋献公征服了骊部,准备立骊姬为国君夫人。占卜的结果是不吉,晋献公不死心,又采用了筮的方式,终于得到了吉利的预测结果来安慰自己。专门负责占卜的人劝说他要依从占卜的结果,晋献公不听,终于酿成了晋国的内乱,导致重耳流亡十九年。《左传》记载这段故事,把晋献公当成反面教材,有警策后人之意。透过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古人重卜轻筮的观念根深蒂固。“体无咎言”四字中言是助词,体指卦象,无咎是卦辞。所谓卦象、卦辞是专指筮占的结果,与龟卜无关。“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连在一起看,就是氓在纳吉时先卜后筮,才得到无咎的卦辞,也就是吉利的结果。言外之意是先采用龟卜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不吉的,否则就不必再采用筮占。氓毫不负责的采纳筮占的吉利卦辞,对上天示警置若罔闻,强行推进婚礼的进程,重演了晋献公的故事,所不同的是这场悲剧以女子被抛弃而告终。结合先秦时代的卜筮文化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弃妇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其内心是愤恨已极的,罪莫大于欺天,此处弃妇的控诉掀起了全诗的第一个情感波澜。氓欺天在前,负心在后,故全诗最后一章中的弃妇的决绝正是与第一道情感波澜呼应的最后一道情感波澜。若略去诗歌产生的卜筮文化背景,则易忽视其抒情特色。

《采薇》前三章都从“采薇”问卜着笔,生动地刻画出了戍边战士迷惘、矛盾的心理。

    薇,虽为野豌豆苗,但在先秦时代是经常用来祭祀的植物,《仪礼·士虞礼》就有“铏芼,用苦,若薇,有滑”[4]的记载,意为把用肉汁煮过的苦荼或薇菜盛在铏内作为祭祀的贡品。采薇祭祀的传统在后世得到延续,三国时陆玑撰写的《毛诗草木虫鱼疏》中也有“今官园种之,以供宗庙祭祀”[5]的记载。可见薇在先秦两汉时代被赋予了一定的神秘色彩。古人筮占主要使用蓍草,并赋予蓍草神秘色彩。在缺少蓍草的情况下可以用薇草替代。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采薇是为了充饥,并认为描写士兵食不果腹能更好地表现战斗生活的艰苦。但此种看法无法解释继之而来的“曰归曰归”四字。谁在“曰归”呢?依句子判断,似乎是采薇的战士嚷着要回家。《三国演义》中曹操借由扰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的“鸡肋事件”足以说明在军中散布思归、反战情绪是十分危险的。采薇的战士也不可能在战场上一年到头喊着要回家。其实“曰归曰归”正是紧承前文战地采薇占卜而来,“曰归曰归”是先秦时代占卜卜辞的习惯表达方式。

先秦时代,占卜方式纷杂,且彼此多有影响。除了龟卜和筮占外,著名的诗篇《离骚》中就写到了一种叫做筳篿的占卜方式。“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6]在《离骚》中灵氛为诗人用藑茅来占卜,之后出现的两处曰字,据文意都应是占卜所得到的卜辞,当然诗人在创作时是进行了必要的文学化处理的。当代著名学者李零在《中国方术正考》一书中对出土的战国文献包山楚简中的占卜竹简的卜辞格式进行了归纳。“楚简的占卜之辞是分为两种,……我们不妨把前者叫‘初占’、后者叫‘习占’。”[7]楚简占卜辞分为“初占”和“习占”两个部分,实际上就是占卜两次所得结果。正好与《离骚》的筳篿卜辞格式相印证。也对我们理解《采薇》中的“曰归曰归”一句提供了间接支持。

同属《小雅》的《杕杜》可以和《采薇》互为表里,彼此印证。“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檀车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远!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斯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8]诗中男子到前线打仗,因“王事靡盬”迟迟未归,其妻在家焦急已极,又是求卜又是问筮。幸好求卜问筮结果一致,都说丈夫回家指日可待,远征的人离乡已近就要归来。虽然现实是“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斯逝不至,而多为恤”,有太多“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惆怅,但卜筮毕竟给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希望,来作为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撑。生活中无计可施、徒呼奈何的人往往会寻求终极关怀,求卜问筮是常见的方式。《采薇》中战士在战场上每天面对着随时降临的死亡和屠戮,必定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由于卜筮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战士们透过卜筮来寻求冥冥中神灵的终极关怀,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卜筮的结果“曰归曰归”是令人宽慰、喜悦的,但是现实是冰冷的。已到年终岁末还迟迟不见撤军回家的苗头,内心当然是焦虑不堪的。诗歌结尾一章在内容上是对开篇采薇问卜的回应,在情感上是对诗歌感情的深化。“曰归曰归”的卜辞终于变成了现实,但饱经战争摧残的士兵内心只有悲哀,却没有喜悦。虽然活着回来了,但一切却似乎并不值得庆贺。战争对士兵身心的摧残以及对士兵战后生活的消极影响是难以消弭的,也是他人无法补救和分担的。战争中的正义感和自豪感都是短暂的幻象,对于参加战争的人来说,战场上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所有人的宿命都是永远被战争的痛苦俘获。

这首诗以求卜问筮并得到吉利的卜辞开篇,透过写战士内心的苦闷和残存的希望来表现战士内心的痛苦。继而描写战争中的正义感、自豪感、袍泽情,多元而真实的战斗生活的描写,在体现了战争带给战士的复杂情绪的同时,恰恰衬托出了战争生活的苦闷和单调。最终通过对战士归途中内心难以言说的苦痛的描写作结,深化了诗歌厌战反战的主题。卜筮内容的运用恰恰是全诗谋篇、立意、抒情的关键所在。

还原卜筮文化元素后,再来审视<诗经>两首》,我们不难发现,两首诗均借由带有特定内涵的卜筮来制造感情的波澜,形成自然而深沉的抒情特色。若忽视卜筮文化元素,则诗歌的抒情特色黯淡许多。

 

参考文献:

[1]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268.

[2]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45.

[3]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93.

[4]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71.

[5]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M]丛书集成本13.

[6]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426439.

[7]李零中国方术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219.

[8]]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16.

王 春 李跃庭:《窦娥冤》疑难词语释义

 《窦娥冤疑难词语释义

王  春 李跃庭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37200

        (此文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高中版)2016年4期

《窦娥冤》是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教学难度较大的课文。最大的难点在于语言障碍。师生在阅读剧本时对其中大量运用的元代市语颇感茫然。所谓市语,即市井小民的口头语言。元杂剧的观众主要是市井小民,剧作家创作时自然要选用观众都听得懂的语言来写。但这种运用古代口语创作的作品对当今的读者来说是有相当的阅读难度的。读起来似懂非懂,自然难以细味文本之妙。欲知文本之妙,先须熟读文本,而疑难词语释义无疑是走进文本的第一步。笔者认为语文教学应当追求深度,但语文教学的深度绝非过度阐释,更非穿凿附会,深度语文教学的旨归是避免以今律古的误读,找到文本固有的深度和美感。故将备课、教学过程中的疑问和翻检专书所获点滴罗列于下,如有可取,可免去同行翻查之劳;如有舛误,亦能得方家教正。

 

1.《窦娥冤》一课“楔子”中有两句话表述相似:“看觑女孩儿咱”“就做到亲女儿一般看承他”,这两句中“看觑”“看承”常用词典中都没有解释,是否都理解成“看待,照料”?

明确:

    看觑,有看顾;照料之意。《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上》:朱温便将那张占所赠金银,付与丈人燕孔目:权为看妻子,三年却来相取。’” 金董解元 《西厢记诸宫调》卷五:可怜我四海无家独自,怕得工夫肯略来看我么?《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四:小庵虽则贫寒,靠着施主们看,身衣口食,不致淡泊,妈妈不必心。”上述书证中看觑都是照顾、照料之意。

    看承,有看待、对待与护持、照顾两义。传统京剧《罗成叫关》中罗成临终在战场上给秦琼留下血书,托付后事,就有一句戏文“三岁罗通你看承”,看承就是护持、照顾的意思,袭用了昆曲中的宋元市语。《窦娥冤》中“就做到亲女儿一般看承他”,则看待、照顾两义均可。

 

2. 楔子中【仙吕】【赏花时】中有一句“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中的“上”字如何理解?还有“又不知归期定准”的“定准”该如何理解?

明确:

    上,助词,无实际意义。京剧传统剧目中仍保留了上字作为衬字的用法。如《打登州》“因此上发配到登州”,戏文中如无上字也不影响语义。

    定准,一定的规律可以凭信的准确性。“又不知归期定准”的“定准”即是可靠的意思。元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则兀那龟儿卦无定,枉央及,喜珠儿难凭信,灵鹊儿不诚实,灯花儿何太喜”意为龟卜打卦都不准,连累了(一种被古人认为会报喜的蜘蛛)、喜鹊、灯花报喜也不被我轻易相信。定准,就是可信、可靠的事物。

 

3.“楔子”的最后一行,“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这一句中的“去来”,“来”字如何理解?它和《琵琶行》“去来江口守空船”中的“去来”一样吗?

明确:

    “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中的“来”是句末语气词,相当于“咧”。“去来江口守空船”中的“去来”的“来”则意为某一段时间以后,如唐杜荀鹤《山中寡妇》:“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此句中“来”、“后”相对,意义相同。人教版教材对《琵琶行》中“去来”的注释是:“走了以后”,完全正确。

 

4.“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一句中“敢是”、“将”二字如何理解?

明确:

    敢是:莫非大概是。元无名氏《陈州粜米》第二折:这老子怎么瞅我那一眼,敢是见那个告状的人来。”“敢是”意为大概是。《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从来做公人的捉贼放贼,敢是有弊在里头?《老残游记》第十四回:大哥这两天没见,敢是在庄子上么?”两条书证中“敢是”都是莫非的意思,表反问。

    将,除了有“持、取、拿”义项外,还有“赠送”的意思。《周礼·春官·大史》:“及将之日,执书以王。”郑玄注:“将,送也。”贾公彦疏:“至此得朝觐之时,则有三享之礼送也。”《窦娥冤》中前文蔡婆婆说:“待我回家,多备些钱财相谢。”按此,“赠送”似乎更恰当。

 

5.“在城有个蔡婆婆”、“老身姓蔡,在城人氏”,两句中的“在城”是翻译成“本城”吗?

明确:

    在城,在元曲中指本城。元高安道皮匠说谎偶题起老成靴脚人人道好个个称奇若要做四缝磕瓜头除是南街小王皮快做能裁着脚中穿在城第一。”“在城第一”就是本城第一。

 

6.“媳妇儿守寡,又早三个年头”,“早”如何理解?

明确:

    “早”是副词,表时间,相当于已经。宋秦观《阮郎归》:“日长早被酒禁持,那堪更别离。”“早被”就是“已被”,“那堪”在宋词中并非“不堪”,而是“兼之”之意。人教版教材中有柳永《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那堪”就是“兼之”之意。

 

7.【仙吕】【点绛唇】中“怕不待和天瘦”一句,如何翻译较为合适?

明确:

    怕不待:岂不;难道不。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元石君宝《秋胡戏妻》第折:怕不待要请太医看脉息”。元刘庭信《新水令·春恨》套曲:打迭起愁怀,怕不待心耐。闷日月难捱,我则怕青春不再来。”上引例证中“怕不待”都是“难道不”的意思。“怕不待”亦作 怕不大 怕不道

    和:介词,相当于“连……,连……也”,起到提前宾语或强调主语的作用。宋秦观《阮郎归》:“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即是愁怨那郴州连传书的秋雁也没有,诗人空叹有书难托。

    “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可译为:“老天如果知晓我的情况,岂不是连老天也会因悲愁而消瘦?”

 

8. 第一折【仙吕】【一半儿】有一句“为甚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一句如何翻译?

明确:

    漫漫,,多。点,节奏,节拍。也指有一定间歇、节奏的活动。“不住点儿”的意思是不停歇。全句可译为:“为什么无穷泪水不停歇地流?”

 

9.“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儿子张驴儿,救得我性命”一句中的“并”如何翻译为好?

明确:

并,介词,连,同,与。传统京剧《打登州》戏文中有“一非是响马并贼寇”,戏文中并字就是延续了元曲中的常见用法,理解为与、同。

 

10. 第一折【仙吕】【后庭花】“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一句中“可不道”如何理解?

明确:

    可不道:岂不闻,岂不知。元孟汉卿《魔合罗》第四折:可不道一言既出,便有马难追!已招伏,怎改易,要承抵。明康海《代友人官邸书怀》套曲:可不道官清法正自无清李渔《蜃中楼·献寿》:可不道江山虽改,秉性犹存”例句中“可不道”都是“岂不闻岂不知”之意。

 

11. 第一折【仙吕】【赚煞】中尾句“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中的“头”如何理解?

明确:

    头,是后缀,无实在意义。

 

12.“何尝怕人告发,关了一日店门?”如何理解?

明确:

    何尝:亦作何甞。亦作何常。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未曾或并不。《史记·日者列传》: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天命哉!宋苏轼《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诗:何甞有此乐,将去復徘徊。《西游记》第二七回:“行者道:弟子亦颇殷勤,何常懒惰?’”三例中的何尝都是用在反问语境中,都是未曾的意思。“何尝怕人告发,关了一日店门?”意思是不怕人告发,没关过店门。为后文赛胡医行凶及卖毒药做铺垫。

 

13.“争些撚断脊筋”中的“争些”该如何理解?

明确:

    争些:差一点几乎。 宋辛弃疾 《江神子·博山道中书王氏壁》词:雪后疏梅,时见两三花。比着桃源溪上路,风景好,不争些。”意为风景一点不差。元关汉卿《窦娥冤》第一折:婆婆,争些勒杀了。”意为差点勒死了。《西游记》第二一回:碧天振动斗牛宫 ,争些刮倒森罗殿。”意为差点刮倒森罗宝殿。清孔尚任《桃花扇·入道》:福有因,祸怎逃,只争些来迟到早。”意为只不过是来得迟或来得早这一点区别。

 

14.“可不晦气”,这一句中的“可”,是否翻译为“岂,哪”?

明确:

    可,表强调,相当于“真,确实”,不,没有实在意义。

 

15. 【南吕】【梁州第七】中的“亏杀前人在那里”中的“亏杀”如何理解?“说的来藏头盖脚多伶俐”,这一句如何翻译?“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一句中的“直”如何理解?

明确:

    亏杀,此处犹难为金元好问《雪行图》诗:骑驴亏杀吟诗客,到处相逢是雪中。”意为雪中行进艰难,难为了骑驴吟诗的人。明高明《琵琶记·代尝汤药》:媳妇,我死也不妨,只怨孩儿不在家,亏杀了你。”“亏杀了你”就是难为了你。

    藏头盖脚,说起来把不好的都遮掩了,专挑好的说。伶俐,有轻巧的意思。全句的意思就是捡好的说来倒是轻巧。

    直,竟然。

 

16.【斗蛤蟆】中第一句“空悲戚,没理会”的“理会”如何理解

明确:

理会:主意;办法。元纪君祥 《赵氏孤儿》第四:“只等孩儿到来,自有个理会。《水浒传》第十三回:夫人不必挂心,世杰自有理会。《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瑞虹又不则声。朱源到没个理会,只得自斟自饮。”有理会是有主意,没理会就是没主意。

备课,事关语文课堂的尊严

备课,事关语文课堂的尊严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春 

(吉林 长春 130021)

备课对于每位语文教师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备课是教学活动的起点,而百度是备课活动的起点。对于一些语文同行来说,备课的方式主要是在网络上搜索相关的教学设计,课堂教学主要是落实在网上搜索到的教学设计。这种“照方抓药”的做法有一个弊病,就是不一定能“对症下药”。迷信网络资源的“偏方”,未必能治得了课堂教学“绕”“隔”“浮”这三大症候,更不能治愈教学内容乏善可陈的这块“心病”。时间一长,我们“积劳成疾”,产生了严重的职业倦怠;学生“产生抗体”,对语文教师不再“感冒”,对语文学习“食欲不振”。久而久之,必然视教师为“庸医”,言必不听,计必不从,也必然小看了语文学科,认为无甚高深,不过尔尔。中医讲究固本培元治疗虚弱劳伤,语文教学也深通此理,百度得来终觉浅,唯有抛去依傍,细究文本,深度备课才是“温补养生”之道!

常用的备课方法往往是教者借助大量的资料来试图阐释文本,并把自己因此获得的见解全部转交给学生。但这种备课方法的弊端是教师极易迷信别人的所谓成说,放弃了自己作为教材读者固有的思考权力,更遑论学生的想法,教学设计多如胶柱鼓瑟,隔靴搔痒,投诸课堂必然造成教师与文本、教师与学生之间理解上的隔阂。其弊端在于浮泛。深度备课则不然,以教材文本研究作为备课的起点。先不依凭相关资料裸读文本,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真正实现以一个语文学习者的身份与文本展开对话,真正有利于独立思考的展开,才能发现真问题,然后再围绕产生的问题读相关的书,“竭泽而渔”式的查证大量资料解决问题。而真正解决了基于文本裸读产生的真问题,教学设计就水到渠成了。深度备课会发现大量生动的教学生发点,足够引起学生对文本的兴趣,加以适当引导,学生就能深入思考,探究文本,进而形成文本细读的能力。这样的教学设计必然是基于学生学的意义上的教,是有的放矢的教,才有可能是优效的教,是真正有意义的教

    深度备课可以平视教材,解惑决疑。面对教材,师生同为读者,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感受或疑问。教师未必就比学生高明,但教师不能放任自己不如学生高明,因为这关涉教师存在的必要性问题。面对文本难题,教师有职责努力为学生和自己找到答案。在教《苏武传》一课时,学生突然提出来一个问题,常惠教汉朝使者对匈奴单于说:“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书下注释为“说苏武等在某某大泽中”,问题来了,常惠为什么不具体说苏武在哪?听到这个不明确的情报,使者为什么会“大喜”?这个疑问笔者也有过,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后来读了黄灵庚的《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才有拨云见日之感。汉代通行隶书,荒字的隶书写法中有一种异体的写法为上艹下呆,这个隶书字转写成楷书时,极容易误写作“某”,“某泽”应为“荒泽”的误写,北海乃无人之地,故曰荒泽。正因为常惠消息准确,汉使听了才会大喜,单于听了后才会“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班固文章所具有的文辞雅驯,情理畅达的特点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学生通过一字之辨,却真正领略到了中华语文的博大精深。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也因此增强了职业自豪感。在备教《雨霖铃》一课时,我对文本产生了一个疑问,“念去去”为什么要用两个去?后来翻查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疑问迎刃而解,后一个去字实为语气词。在课堂教学时,果然就有学生提问。试想,当我们在课堂上义正辞严的向学生兜售相关鉴赏文章的重要说辞之时,学生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字障碍的问题,而我们却茫然不晓,学生还会相信我们的清词丽句吗?或许我们也可以“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给予“创造性”的解释,但瞒得了别人,瞒不了的,除了自己还有真知。

    深度备课可以审视教材,增订补正。在备教《荆轲刺秦王》一课时就产生过一个疑问,荆轲到秦国后“厚遗中庶子蒙嘉”,书下注释说:“中庶子,管理国君的车马之类的官。”据我所知,掌管国君车马的官应该是太仆,查了《汉书·百官公卿表》,果然找到了证据,“太仆,周官,秦因之,掌舆马,有丞(即属官,笔者注),两人。”太仆在秦以前就有,秦朝因袭设置了这一官职。太仆的属官至今见于典籍记载的只有中车府令一职,典籍中并没有中庶子是太仆属官掌管车马的记载。那么中庶子一官的权限是什么呢?《通典·职官十二》中记载:“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员。”据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记载:“(中庶子)《周礼·夏官》谓之‘诸子’,《礼记·文王世子》谓之‘庶子’,掌公族也。”中庶子应该是掌管公族事物、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古者,庶子之官治,则邦国有伦。”《礼记·文王世子》里这两段记载可以佐证。 在秦、汉以后,中庶子一直是太子宫官,职掌侍从太子,与皇帝身边的侍从相似。南北朝时期仍称中庶子。《晋书·皇甫谧传》记载皇甫谧学识渊博,晋武帝就下诏任命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能够成为秦国公族贵胄的老师和侍从的人,在国君的眼里必然是有学问、有能力又忠实可靠的人,所以《荆轲刺秦王》中中庶子蒙嘉的进言才能奏效。教科书的注释恐是千虑一失,应当及时改正。在审视教材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匡正谬误,还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教学生发点,毕竟引导学生还原对文本的正确认知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教学设计。

深度备课可以建构教材,充分发掘文本固有且被忽视的文化信息。《窦娥冤》第一折中张驴儿来到窦娥家,入门便拜,“(正旦做不礼科,云)兀那厮,靠后!”教材未对“靠后”作注,在先前的教学中我也并未深究。因为讲《窦娥冤》时感觉自己对元代的语言知之甚少,就找来王锳先生的《宋元明市语汇释》一读,结果一读竟发现“靠后”在当时的语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滚”字。一声断喝,更能凸显出窦娥的凛然不可侵犯的节烈观。在收获意外喜悦之时,不禁对自己貌似渐趋熟练的语文教学工作进行了新的反思,语文教学只有求真才能见美,而求真的前提是扎实的备课。读《大堰河——我的保姆》时,也产生过两个疑问,其实这两个疑问对文本理解没有多大影响,纯粹出于瞎捉摸的习惯。一个是大堰河能够做艾青的保姆,她一定处于哺乳期,她的哪个孩子和艾青一般大?另一个疑问或曰感慨,这大堰河怎么连生了五个儿子呢?没想到在后来的文献检索中,这两个问题居然找到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对于理解《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情感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完全可以成为建构教材的重要资源。艾青在写于1942年的《赎罪的话》中谈到了一段真实的过往:“我曾听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液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我的内心里常常引起一种深沉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另外的一个生命里夺来的。”读到这段话我马上意识到了它对于学生理解文本情感内涵的重要意义。我在教学设计的最后一个环节里准备了这样一个问题,“读了艾青的这段‘赎罪的话’,你是否对诗中大堰河对我的爱产生了怀疑,为什么?”经过课堂讨论,大家形成了三点共识。第一,母亲大堰河溺婴的做法是由于生活的逼迫,并非是人性的沦丧。旧社会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穷人家养不活的孩子往往送人,女婴则往往遗弃。这是旧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共相。第二,艾青有这种犯罪感和赎罪心理,那么对于亲手杀死自己骨肉的大堰河来说,其内心更是无比沉痛。纵有千万个溺死自己女儿的理由,她的内心也是绝对难以平静的。她的负罪感不会比艾青轻,而唯一能减轻这种负罪感的方法就是把对女儿的爱转移到乳儿的身上,以此来赎去心中的罪孽,正是由这样一种心理驱动,使大堰河以胜过爱自己亲生儿女的爱心去爱她的乳儿。第三,旧中国底层社会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并未能剥夺大堰河的母性光辉,反而使都惨遭“遗弃”的一对母子的爱更为深沉、痛彻!语文教学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对教材选文固有的文化信息的挖掘,往往就能生成对文本的合理建构,实现一种对文本的超越,从而有利于在教学中更为充分地挖掘文本的思想与情感内蕴。

备课,归根结底是要储备自己的知识底蕴。语文课在很多人的眼里似乎是很容易教的,但真不是很容易就能教好的。备好课,教的不好也差不到哪里去;没备好课,教的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如何备课,貌似是关于教学起点的问题,实际是决定教学终点的问题。备课看似家常便饭,但平庸不应习以为常。因为备课事关语文课堂的尊严。

(作为封面推荐文章已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4年4期发表)

《论语》“侍坐”章的文化阐释与教学设计

《论语》“侍坐”章的文化阐释与教学设计


东北师大附中 王春


文本解读


一、整体感知


    《侍坐》是《论语·先进》中的最后一章,也是《论语》全书中最长的一章,共315字。全文分为问志、述志、评志三部分。弟子们在阐述己志时分别体现了孔子的庶矣、富矣、教矣的思想,即安民、富民、教民的思想。曾皙的回答既有天下太平的景象,又有使其实现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教育改变人,改变社会,而教育的终极原则是礼。


    文章开篇第一段是问志部分。《侍坐》开篇孔子就开门见山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说:“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就明确地提出这次谈话的中心,也是文章的中心是论志。孔子循循善诱,引导学生们破除拘执,各抒平生之志。


    “子路率尔而对”到“吾与点也”是全文第二部分,四子述志。子路就抢先发言。“率尔”两字,很准确地表现出子路直率而又粗疏鲁莽的性格特点。子路认为凭他的才能去治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是绰绰有余的,即使是这个国家处在外有侵侮,内有饥荒的危急情况下,他也能使之转危为安;三年功夫,就可使这个国家强盛起来,使那里的百姓都懂得礼义。


  冉有、公西华则是在孔子点了名以后,才发表自己见解的。他们两人所说的都是诸侯邦国之事,本质上和子路所说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态度要谦虚谨慎得多,语气要委婉得多。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在“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这样一个小诸侯国或大夫封地里做点具体工作;或使百姓富足,或可折衷樽俎。至于礼乐方面的熏陶和教育,那是只能另请贤明了。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说“愿为小相”。论述平生之志,显得过分谦虚。


  曾皙所说与子路等三人完全不同。他既不讲从政;也不讲出使会盟,而是刻画一个场面,描写一个情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从富有诗意的情景描写中,曲折地表达出曾皙的理想;引起了孔子的无限赞叹。


    “三子者出”到结尾是评志部分。孔子评志是在曾皙的再三追问下进行的。孔子明确表明哂由是由于“为国以礼,其言不让”。《论语·泰伯》中记载孔夫子曾说“勇而无礼则乱”。子路依仗年长,侃侃而谈但不切实际,所以孔子哂之。孔子对冉有、公西华采取了诘问式的评价,对冉有用了两个反问句,对公西华用了三个反问句。诘问是对他们本领的肯定,也有对他们不敢放言己志的诘责。《论语·泰伯》中记载孔夫子曾说“谦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过分谦虚、谨慎也不符合礼法的要求。可见孔子的评价标准一以贯之,就是礼。孔子对曾皙言志的肯定也自然由此而来。曾皙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将政治和道德的两种理想熔为一炉,兼容政治上的理想寄托与道德上的修养追求,是礼乐文化的生动体现。


二、问题探究


1.《侍坐》章所记载的事情发生在孔子生平的哪个时期?


    “侍坐”发生在孔子生平的哪个时期,学术界存有周游前和周游后两派观点。杨树森、张秉楠等认为当发生在孔子周游归鲁后。孔子周游所到之处,都不见曾皙的踪迹。据《孟子·尽心下》中记载,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中却有曾皙,可见侍坐章所述之事不会发生在孔子游历途中。孔子五十六岁离开鲁国出游,公西华小孔子四十二岁,当时不及十五岁,不到弱冠年龄,未必及门,不可能说出言志的那番话,孔子更不会以“大相”评价他。钱穆等认为侍坐时间不会在孔子周游后的晚年。因为此时,除曾皙外其余三子早已从政,在孔子周游前约五十岁时,子路就已在季桓子手下做事,谈志没必要,更不会出现“不吾知”之语,侍坐所述之事应该在子路做季氏宰之前,即孔子五十岁出仕前。侍坐发生在孔子周游前的观点得到了较多的支持。


 


2.孔子与点的原因何在?


    孔子为何“与点”,古往今来,争议不休。从汉代至今,学术界的观点大致可以梳理出如下五种:


    ①尧舜气象说。此种说法最具影响力。朱熹认为,曾皙的回答中蕴含的旨趣已达到“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即二程夫子所谓的“尧舜气象”。后学多以朱熹注为圭臬,沿袭者如康有为“老怀少安”,杨树达“太平社会之缩影”,南怀瑾“大同世界”说等。


    ②袚除雩祭说。认为曾皙志向是盥濯袚除不祥,或是主持雩祭。魏晋时期何晏主袚除说,“今上巳袚除是也。”雩祭说以王充《论衡·明雩》表述最为完备,影响也最大。“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鲁读馈为归)。清人宋翔凤对雩祭的具体时间进行了修正,刘宝楠也持此说。


    ③为师授业说。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有云“此以童冠为曾点弟子,是鲁论之说。”今人四川师大李里在《论语讲义》中也认为曾点志向是“带着弟子”“在自然之中受教化”。


    ④游春隐逸说。认为曾点志向是与友游春,厌倦仕进,乐道逍遥。同持此说的有南朝皇侃的“道消世乱”“唯点独知时变”,钱穆的“从容自得乐趣于日常之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曲肱水饮之乐”等。


    ⑤个人修养说。唐代韩愈、李翱合著的《论语笔解》认为曾子是志在内圣,不在功业。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也持“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的观点。于丹认为是“自身人格的完善”。


 


3.《论语》中有几次师生言志?是否有相通之处?


    《论语》中记载过两次孔子问志。一次见《先进》篇,一次见《公冶长》篇。“颜渊、子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中孔子未对子路、颜渊的志向做出评论,但表达了自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志向。学者往往以为孔子之志和“与点”有相通之处。康有为为此派代表人物。


 


思考与讨论


    一、本文详细记述了孔子传道授业的情景,从中能够看出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有什么样的教学特点?


    设置本题意在引导学生通过对孔子师生的一次谈话(教学活动)来分析孔子言谈中表现出来的教育思想,提升对孔夫子这位两千五百年前的教育家的理性认识。


    参考答案:在这次师生座谈中,孔子循循善诱,置评允切,课堂气氛活跃,令人回味。


    ①循循善诱的教学特色。


开篇用温和谦逊的话来试图拉近和学生们之间的距离,打消弟子们的顾虑, 


以便为谈话创造一个和谐、自在的氛围。


    ②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


    对学生的发言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评价都恰切允当,可见孔子注意到要根据学生迥异的性格、志趣进行恰当教育的教学理念。


    ③以人为本的课堂模式。


    孔子创设的教学环境开放自由,课堂里切磋琢磨,各抒己见,体现了对学生个体的充分尊重。


   二、文中的曾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学生,上课时鼓瑟,而且发言能够使老师喟然而叹。仔细揣摩,曾皙在学习和做人方面与其他三位同学有什么不同之处?


    设置本题意在培养学生通过对篇章中人物语言、动作等文本语言的深入细致分析,把握人物形象的能力。


    参考答案:曾皙在学习和做人方面表现出来与三子不同,学习方面注重礼乐实践,堪称“内圣外王”;性格方面持重不乏洒脱,堪称“儒风道范”。


    学习方面:四子都注重学以致用,但子路勇气有余,夸口太过,容易陷入“勇而无礼则乱”的境地;冉有、公西华鉴于夫子哂子路,言说平生之志都小心谨慎,有所躲闪,容易陷入“慎而无礼则葸”的境地,曾皙更注重礼乐教化,志不在仕进,其志向既合乎孔子的礼乐社会思想又不离开具体的礼乐教化手段,赢得了孔子的由衷赞许。正合乎《庄子》中对儒家思想“内圣外王”的概括。


    性格方面:曾皙在老师面前表现持重又不乏洒脱。在老师面前鼓瑟并非违礼行为。《礼记·曲礼》有云:“侍坐弗使,不执琴瑟。”曾皙精于鼓瑟,鼓瑟是长者(夫子)所命,所以老师问志时问到自己才停瑟回答,并言说己志不同三子,正是平生之志的忠实表达,一切举动答对对合乎老师的要求,正是其持重的表现。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的动作描写以及“莫春者,春服既成”的语言描述都写出了曾皙的洒脱。持重与洒脱并行不悖,兼而有之,堪称“儒风道范”。


 


教学建议


一、学法建议


1. 文言文学习难在理解,应先背诵后理解,边背诵边理解。


2. 文言文学习要会背诵,能准确默写。


3. 查找资料,更深入地了解《侍坐》的历史、文化背景,勇于提出自己对《侍坐》的看法。


二、教法建议


1. 文言文的教学,应以诵读为主,以字词、名句积累为主。这篇文章是《论语》中的名篇,曾皙之志更是广为流传的千古名句。因此,本课的教学,应指导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课前落实背诵的要求。课堂教学在熟读、背诵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体会篇章的丰富内涵。


2.从教学环节上,应该重视学生思维活动,不应该将重点放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上,而应该放在对学生的思维启迪上。这一点可以从设问上入手,设置一些基于文本细读同时又有益于启迪学生思维的问题来推动教学过程。如可设置孔子为何“哂由”这样的问题,目的就是让学生细致阅读分析课文,找好切入点,更为深刻地理解孔子的主张。


3.在这篇文章的教学中,适当地介绍春秋的礼乐文化背景,四子的性格禀赋及《论语》中散见的孔子对四子的相关评论,对学生的理解会有很大帮助。在介绍前,教师认真体会这些内容,把握好介绍的切入点,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对篇章内容的理解。


4.八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量的知识积累,因此他们对篇章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感受,对某些语句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教师应重视这些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而不应简单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教学案例


【课前准备】


1. 学生课前完成背诵《侍坐》的任务,结合注释力求尽量弄懂文句的含义,将没弄懂的作为课堂学习的重点。


2. 课前印发学术界对于孔子“与点”的研究成果观点汇编,要求学生阅读,进一步了解《侍坐》的礼乐文化背景。


【教学目标】


1. 积累课文中的字词、名句。


2. 通过反复诵读弄清楚课文所蕴含的孔子价值理念。


【教学重点】


通过反复诵读整体感知课文的意脉,理清孔子对四子的真实评价。


弄清楚课文所蕴含的所蕴含的孔子价值理念。


【教学难点】


1. 探究“与点”的丰富意蕴。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东鲁春风吾与点,南华秋水我知鱼。”孔子的“喟然与点”和庄子的“濠梁知鱼”是春秋战国文化史上的两大公案。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谈过读书做学问要过好义理、考据、辞章三道关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正是古今学者集义理、考据、辞章研究于一体的佳作。我们可以在承袭前人考据成果的基础上,熟读文章,体会辞章之美,探索义理之妙。大家课前做了预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穿越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风烟,体会这篇《论语》中最长篇章的不朽魅力。


二、诵读课文


1.朗读指导。


(1)全体学生齐读。


(2)教师指导朗读。


(3)选取学生朗读,检查预习情况,落实朗读指导。


(4)全体学生齐读。


要求:注意把握朗读时的节奏、韵律、声调和重音。在读时用心揣摩文章的内容和情感。


三、研读文本


1.孔子对四个弟子分别有怎样的评价?


明确:对子路孔子是哂之的态度(板书:哂),意在否定。对曾皙孔子喟然赞许(板书:与),十分肯定。对冉有、公西华孔子没有直接评价,但对冉有用了两个反问句,对公西华用了三个反问句。诘问是对他们本领的肯定,也有对他们不敢放言己志的诘责。(板书:诘)


四、作业


背诵全文


 


第二课时


一、导入


    本篇的题目即首句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而实际述志的顺序是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论语》成于众人之手,这一句是否存在疏漏,如果把首句人名按述志顺序修改一下,好不好?


明确:四子顺序不能随便修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小孔子9岁,冉有小孔子29岁,公西华小孔子42岁。曾皙的年龄于史籍无载,但曾皙的儿子曾参是孔子最小的及门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小孔子46岁。假定曾参在20岁至30岁之间生曾参,曾皙比孔子小16至26岁,其年龄正小于子路,而大于公西华,名次先后是按齿序排列,长幼有序,乃是礼的体现。克己复礼是孔子一生的政治梦想,也是他留给弟子们重要的精神遗产。孔门将礼作为待人接物的最重要行为准则。


二、文本研读


1.“率尔”是什么意思?孔夫子为何“哂由”?


    明确:“率尔”兼有急忙与轻率的意思。急忙指抢答的行为,轻率指抢答的内容。子路年长,先回答问题没错,但子路言志时夸下海口,设置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原因有三:一是灾祸并加,无法解套。当时郑、卫、鲁国都是千乘之国,如果中等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必然频遭兵祸,郑国就是例证。《文子·自然》篇说:“大灾之后,必有凶年。”用兵打仗必然影响农业生产,造成饥馑局面,饥馑则内政不稳,不稳则外敌强侵,条件设置陷入死循环。二是时间短暂,无法奏效。孔子治理鲁国三年,遇到了三桓强力的政治反弹,深知治国不易,不是朝夕间就能成功。齐桓公初夺公位时齐国也是千乘之国,且没有夹在大国间,并且有孔子称许为贤人的“管仲”辅佐,六年后才发展为大国,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子路三年间就要使一个困难重重的中等国家摆脱困境,并能实现礼乐治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三是目标太大,有勇知方不可能全部实现,使民有勇是子路的特长,使民知方不是子路的特长,《论语·泰伯》中记载孔夫子曾说“勇而无礼则乱”(板书)。子路依仗年长,侃侃而谈但不切实际,所以孔子哂之。


2.夫子为何诘求、赤?


    明确:孔子对冉有、公西华采取了诘问式的评价,对冉有用了两个反问句,对公西华用了三个反问句。诘问是对他们本领的肯定,也有对他们不敢放言己志的诘责。《论语·泰伯》中记载孔夫子曾说“谦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板书)。过分谦虚、谨慎也不符合礼法的要求。


3.对于孔子为何“与点”,历代研究者都发表过不同的见解,课前我们已经把资料汇编发给大家,供大家了解、参考。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同学们是否有自己的见解呢?


   明确:本题具有开放性,不能强求统一。历代学者学术观点梳理见前面“问题探究”部分2。从文本的角度出发,服在先秦典籍中与衣有区别,服一般指祭服、丧服、朝服、军服等,均属礼服范畴。衣指生活便装。服这个字可以窥见其中蕴含的礼乐成分,曾皙为人持重而洒脱,注重礼乐教化,志不在仕进,其志向既合乎孔子的礼乐社会思想又不离开具体的礼乐教化手段,儒风道范,内圣外王(板书),赢得了孔子的由衷赞许。


 


三、作业


整理你对孔子与点的看法,写一篇谈自己看法的文章。


 


附:板书


      


        哂由      勇而无礼则乱


礼      诘求、赤  谦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


        与点      儒风道范  内圣外王


 


相关资料


 


一、关于“与点”


 


    在《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中,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当问到曾点的时候,曾点的表现是“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然后回答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感叹一声说“吾与点也!”表示非常认可曾点的志向。那么曾点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为什么赞成他?自汉代以来,《论语》注释者对这段话的解说争议很大,以至出现了一个多面的曾点形象。本文对历代注家的解释做出一番梳理和总结,并从经学史的角度评论其得与失,以期对今天的《论语》解读提供某些启发。


 


一、春游、求雨、隐逸:汉唐经学家对曾点的三重理解


    自汉至唐,经学有古、今文学派,还有引老庄以解儒经的玄学派,诸家对“侍坐”中曾点的志向以及孔子“与点” 原因的理解已出现歧异。三国时何晏等人编定的《论语集解》,收录了两汉至三国时诸儒之说,也是现存《论语》最早的集注本。《论语集解》引用东汉经师包咸的说法,对曾点之志做了如下的解读:


“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单袷之时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归夫子之门也。”这个解释是汉代今文家的一般理解,是说曾点与成年人 、小孩子在沂河洗完澡,再在舞雩台下吹凉 ,然后唱着歌,回到学堂。将曾点之志解说成了一次志满意得的春游活动,从而引 发孔子的向往,得到孔子的赞同。


    在汉初,《论语》有今、古文的问题,流传三个本子。《古论语》汉景帝时出孔子旧宅壁中,属于古文;《齐论语》和《鲁论语》属于今文。《古论语》世所不传,清代陈鳢《论语古训》一书从旧注中辑出古文家对《论语》的解释。其中所引郑玄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鲁城南。雩坛在其上。馈,馈酒食也。鲁读‘馈’为‘归’,今从古。”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咏而归”下,裴駟注引徐广曰:“一作馈’”。可知司马迁节录这段文字是采用的古文《论语》,应为“咏而馈”,这个《史记》版本为东晋、刘宋时期的史学家徐广所亲见。既然是“咏而馈”,字面理解是既唱歌又献酒食,那么对于古文家来说曾点之志就要重新理解了。


郑玄的《论语》注久佚,清人辑出的也是只言片语,对曾点这段话的解释仍语焉不详。东汉王充是古文学派,他的《论衡》有一段解说文字,颇得其详:


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春秋左氏传》曰:“启蜇而雩。”又曰:“龙见而雩。启蛰龙见。”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析谷雨,秋祈谷实。当今灵星,秋之雩也。春雩废,秋雩在。故灵星之祀,岁雩祭也。孔子曰:“吾与点也!”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


    从上述文字看,王充对当时流行的以鲁《论》为本子的今文家言(即“说《论》之家”)表示不满。他认为,“暮春”即是周历的四月,周历以夏历十一月建首,所以周历四月即为夏历二月,此时天气寒冷,如何能够洗浴并风干身体?他理解“浴乎沂”是指涉过沂水,而不是洗浴,冠者、童子也不是指春游之人,而是指参加求雨祭祀的乐人。“风乎舞雩”,是指在舞雩台上唱歌,“咏而馈”是指边唱歌边献酒食以进行祭祀。孔子之所以“与点”是因为想以雩祭之礼调和阴阳。


    由是可知,今、古文《论语》由于版本不同,所解释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今文家理解成是一次春游活动,古文家理解成为求雨举行的祭祀大典。


    古文家的解释,至少在唐代还为一些学者所接受。如对《公羊传》桓公五年“秋大雩”的经文,何休解诂为:“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唐代徐彦为何休注所作的疏云:


    《论语》“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与此异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鲁人正雩,故其数少,复不言男女。……凡修雩者,皆为旱甚而作,故其数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说》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盖是天子雩也。可知,徐彦所理解的曾点等人的活动,是在唱歌跳舞以求雨,只是鲁国舞雩的人数少于周天子之舞雩人数而已。


    又《礼记•乐令》:“仲夏大雩帝,用盛乐。”郑玄注:“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为坛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唐代孔颖达疏正雩则非惟歌舞,兼有余乐,故《论语》云‘舞雩,咏而归’是也。”


    可见,孔颖达也是对曾点之志作“祭祀求雨”理解的。孔颖达与徐彦虽没有《论语》注疏传世,但通过他们对五经的解说尚可以看出他们对曾点舞雩的理解。这反映出古文家之说在唐代还没有中断,直到宋、元、明时期这种说法才湮没不彰。


汉唐时期,除今、古文两家的解读之外,南朝梁经学家皇侃著《论语义疏》,对曾点之志做出了玄学式的解释。皇侃此书,是对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注解,由于当时玄风大畅,又兼皇侃本人又是玄学家,故能于今、古文家的解释之外别创一说。皇侃疏云:


沂水之上有请雨之坛,坛上有树木。故入沂浴出,登坛庇于树下逐风凉也。……咏而归者,浴竟凉罢,日光既稍晚,于是朋友咏歌先王之道,归还孔子之门也。……“吾与点也”,言我志与点同也。所以与同者,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乐道知时,逍遥游咏之至也。……唯曾生超然独对,扬德音起于风仪,其辞精而远,其指高而适,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谈于兹陋矣!


皇侃将曾点解说成了一个在乱世能够激流勇退、乐道逍遥的道家式的人物。孔子“与点”也是因为厌倦仕进,有了退隐思想,所以志与点同。此种解说道家气味十足,与玄学援道入儒的路数十分合拍。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韩愈、李翱合著的《论语笔解》。韩、李是汉唐儒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转关人物,他们对曾点之志的理解便不同于传统的解法。李翱说:“仲尼与点,盖美其乐王道也,余人则志在诸侯,故仲尼不取。”意思是说孔子与曾点志在内圣,不在功业,这已经有点后世理学家言的味道了。


 


二、得道的圣贤:宋明理学家对曾点的解读


    宋以后,学者对《论语》的解读大都是理学式的发挥。虽然理学家对曾点之志的理解言人人殊,但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把曾点看成了一个得道的圣贤,这一点与汉唐经说的风格是很不同的。二程认为“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曾点的志向与孔子相同,已有尧舜气象了。朱熹的解说就更玄乎了,他说: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这是说曾点巳达到了理学家所谓的“仁者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天人境界,而子路、冉有、公西华没有把握根本大道,只能做些具体事,所以孔子赞同曾点。


从见“道”的角度来理解,又如张栻的《癸巳论语解》:


盖其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玩味辞气,温乎如春阳之无不被也。……皙之志若此,自非见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


又陈祥道《论语全解》:


若点可谓知道矣。故有志于学,无志于仕,而孔子与之也。


又郑汝谐《论语意原》:


若曾晳者,非无可为之才也。舍是而不言,而乃优游于圣门之中,寓志趣于高远之地。其气象盖帝王之世,泰和中人物也。


自宋代开始,四书的地位开始超过五经。宋人对曾点的解读,或者说他胸怀如春,或者说他有志于学道,或者说他的境界已如羲皇上世中人,总之都是从内圣的角度理解的。元代经学上承宋代,多是在程朱义理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如许谦《读论语丛说》:


曾点之言涵容则广。盖点止就目前日月行事上说,便有如此气象,若居别地位,则便有别事。为所至处皆是天理。故点该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得点之趣。


    许谦认为,曾点已经见道,既能理一,也能分殊。子路、冉有、公西华的治国才干曾点同样也能做到,但三子却不具备曾点的高明境界。换言之,曾点之才不拘于方隅,能随方就圆,掌握了道之根本,是个全才的人物,而三子却仅得道之一偏。这一层意思,实是对程朱理学的充分发挥。


    明代说《论语》者亦多,中叶以后多受王阳明心学影响。故对曾点之志的解说多有心学家的味道。兹举两例。


周宗建《论语商》:


从来心性、功名不作两截,世有大经济者,须从心性上讨得生活,方能用世、出世,无所不超。昔贤以唐虞揖让,齐之杯酒;汤武征诛,等之奕棋,这是何等意况?须要知得此理,处处周圆,……贯彻圆通,何待安排,何烦假借?今曰不消借之明日,此事不消移之彼事,元无成见可以预备,亦无死局可以先定。曾点此时,实实见得到此,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其所言志,则止举现在,只说眼前,任他才名抢攘、制作纷纭,总来只各做一件;却不如三三两两、弄水乘风,这般意趣领会得远,包括得全。……曾点数言,直恁自在,略无意必,这便是千古圣贤实实受用风光,便是千古圣贤实实经纶手段。此正是心性功名打做一团妙用。


在周宗建看来,曾点是心性与功名打做一团、用世与出世成为一体的人物,他心性高远,所以从容受用,进可人世治国安邦,退可弄水乘风,无往而不乐。又刘宗周《论语学案》:


圣人之志,以老少安怀为极致事,即宇宙事。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此诛泗学术之宗也。群居讲求,莫非用世之道,如有用我,以此以往矣;如不用我,守此以藏矣。故由之有勇知方,求之足民,赤之礼乐,其施为气象不凡矣。曾点狂者也,胸次洒脱,志趣超远。舍瑟一对,悠然独见性分之全。素位而行,浮云富贵。暮春即景,若曰:吾何以人之知不知为哉!吾有吾时,吾有吾地,吾有吾辈,吾有吾乐而已。盖忧则违之之志也.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子不云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点也见及此,进于道矣。


    刘宗周大体仍是心学一系中的人物。“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是心学家喜欢说的。他认为曾点心性、胸次都是很了不起的,已真正达到了仁者不忧,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无往而不乐的圣贤境界。


    由是可知,宋、元、明学者对曾点之志的理解,都是从圣贤境界的角度探求的,只不过有理学、心学的细微区别。理学家讲求格物求理,认为曾点已经豁然贯通,所言所行无非是理;心学家认为曾点是心地、胸次都非常了不起的圣贤。理学家、心学家虽然修养的方法有歧,但宗旨实相差无多。


 


三、文本真相的探求:清代汉学家对曾点之志的考证


    入清之后,学术风尚再次发生移转。先是学人厌弃心学,主张回归程朱,清廷顺势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但不久,宋学又再次遭到学人厌弃,汉学又大行于世,以至成为清代标志性的学术。清代汉学家虽标榜汉学,但与汉代经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他们以实事求是为治学方法,以追寻经书的历史真相和文本原意为鹄的,故把经学转换成了历史学。


    清代治《论语》者甚多。清初毛奇龄,被阮元推为乾嘉汉学的开山人物。他撰《论语稽求篇》《四书改错》,以攻驳朱熹《四书集注》。程廷祚,为康、乾时期的经学家,其时汉学尚未大盛,他受颜、李学派的影响,厌弃宋学,讲求经世致用,这在他的《论语说》中也有表现。他对朱熹解说曾点之志甚不以为然,认为如果象宋人所说的“玩鸢鱼之化机,以海天为胸次,而后可以谓之知道”的话,那么“尧舜亦将舍其教嫁、明伦与工、虞、水、火而后无害于其气象矣。”也就是说尧舜气象应该体现在经世济民的实践中。他指出,孔子在“侍坐”章中本来就是问弟子志向的;果如宋儒所说,那么孔子的问志之举岂不是很无谓吗?他批评“宋人之理学比魏晋之清谈”,认为对此章的理解应回到何晏《论语集解》古注上来。关于孔子“与点”,《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善其知时”。程廷祚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挥:


    三子有经世之用而不能与时偕行,曾点有知时之变而长于为邦;故夫子深与曾点以化三子之固执,重许三子以疗曾点之空疏,亦云各治其病而已。岂有所偏重哉!宋人好高论而不肯密察于理,遂谓曾点与圣人同志,又曰便是尧舜气象,是此章专重曾点而前后记序之详均无谓矣!


    孔子除了对子路的率尔无礼“哂之”之外,并没有对三子的志向进行否定。他先肯定曾点,是因为他知时达变,而这一点正是子路、冉有、公西华所不具备的。他最后肯定三子的治国志向,反过来说同时也是对曾点稍嫌空疏的批评,因为曾点虽然知时达变,但不具备其他三子之长。程廷祚此解结合古注,并能联系“侍坐”章上下文,应该说是发前人之未发。


    乾隆中叶之后,信宋儒之说的已不多见。汉学家治《论语》,或考校版本文字异同,如吴骞《皇氏论语义疏参订》、冯登府《论语异文考证》等;或汇集汉说及清代汉学家言,如潘维成《论语古注集笺》、戴望《戴氏论语注》等;或大体采汉义,同时又纠驳汉注,如宋翔凤《论语发微》、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等。


    总起来说,清代汉学家对“风乎舞雩”这段文字的理解是赞成郑玄、王充等人作“求雨祭祀”解的,但对于“暮春者”到底是指几月等具体问题,他们并不尽符合汉人。如宋翔凤的《论语发微》,赞同王充解“舞雩”为“雩祭”,但他并不认可王充所说的“暮春者”即指夏历的二月。宋氏引《左传》“龙见而雩”进行考证,认为“苍龙昏见东方,在正岁四月,始举雩祭。”“苍龙”是星宿之名,在夏历四月份的黄昏,苍龙星出现在东方,所以他说:


春尽为暮,已将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时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风干身。浴沂,言祓濯于沂水,而后行雩祭。盖三子者之撰,礼节民心也。点之志,由鼓瑟以至风舞咏馈,乐和民声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故孔子独与点相契。唯乐不可以伪为,故曾皙托志于此。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即使是夏历的四月,亦天寒不可浴水;二是说“浴沂”的意思并不是如王充所说的涉沂水时“象龙之从水中出”,而是指祓禊活动,祓禊之后再进行求雨祭祀,这个场面表达了孔子“乐和民声”的礼乐政治理想。


宋翔凤甚至还考证出曾点等人“咏而馈”所咏之歌为《诗经》“周颂”中的《丝衣》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毛诗》的解读,《丝衣》篇为祭“宾尸”而作,而“宾尸”指的是“灵星之尸”。又据《论衡》,灵星为龙星,灵为龙声之转,所以《丝衣》所祭“灵星之尸”其实为“龙星之尸”。“尸”是指凌祭对象,暮春求雨祭祀时,龙星正于黄昏时出现于东方,因此宋氏推断曾点等人所唱的歌应为《诗经•丝衣》。


    刘宝楠基本同意宋翔凤的考证,但也另有见解。他引《礼记·乐令》为证,说明“雩正祀”在夏历的五月,而不是宋氏所说的四月。他还进一步考证出“冠者”疑是巫祝,“童子”即雩舞童子。这些考证并不尽同于汉人。


    对于曾点之志的解释,刘宝楠赞成作求雨祭祀解,认为其中的含义是体现孔门“勤恤爱民之意”。他说:


其时或值天旱,未行雩礼,故点即时言志,以讽当时之不勤民者。《家语•弟子解》:曾点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论语》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风舞雩为礼教,正与《论衡》所云“调和阴阳”之旨合。


除了细处有不同之外,刘宝楠的这个解释为清代大部分汉学家所接受。


 


四、《论语》“侍坐”章历代阐释之得失评价


    清代之后直至当今,学者对孔子“与点”之解读,说法很多,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主张隐逸说,钱穆主张“从容自得乐趣于日常之间”说,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主张礼乐之治说,也有学者持宗教祭祀说等等。总之,虽然各持一见,但大抵都是在重复前人的观点。历代考研《论语》的书,真可谓汗牛充栋。要想另辟新意,突破前人的成说原也非常困难。但是,这些说法到底哪一个合乎文本之真呢?这恐怕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版本的问题。古文、今文《论语》因文字有所不同,在汉代各有师承渊源,而且解释各异,到底孰是?除非有地下出土新证,仍难遽下结论。其次是经书年代久远,言约意丰,又加上《论语》本是弟子汇集孔子师弟子的言论而成,即便如弟子恐也难以准确把握孔子思想之精义,不然也就不会有曾点在子路、冉有、公西华出去之后向孔子讨教“夫三子者之言何如”的疑问了。这就为后世诠解者留下了丰富的义理阐释空间,也使常解常新成为可能。


纵览汉代以来近两千年的《论语》阐释史,正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的: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汉学有师承,重视文字训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长处是笃实严谨,学有根柢,其短处在于死板、拘谨。如汉代古文家的解说,虽然考证有据,非臆说可比,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如解“风乎舞雩”的“风”字同“讽”,歌唱之意;“舞雩”为求雨祭祀,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与下文“咏而馈”意思不免重复。解“舞雩”为祭祀固为有据,但在此章中,也未必然一定是举行求雨活动,理解为“在舞雩台上吹风”未尝不可。因为《论语》“颜渊”篇有“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这里的“舞雩”显然是指作为旅游胜迹的“舞雩台”,而不是指求雨祭典。另一方面,果如今文家所言,曾点之志纯是一个春游活动,从而引起孔子的兴叹,这固然可以说得通,但对孔子“与点”的原因仍解释不详。联系上下文孔子考察弟子志向的问答,今文家的解释也难惬人意。


    玄学家的“隐逸”说虽然提供了一解,孔子也的确曾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话,但隐逸始终不是孔子的处世态度;更何况在此篇中,孔子既肯定三子的用世之志,又赞赏曾点的隐逸态度,岂不是自相矛盾?故玄学家的解释比较来说最不足为据。


    宋代理学兴起之后,经学为之一变。宋明儒视汉唐经师旧说为浅陋,认为他们拘于文字训诂,不足以尽圣人之微言大义。他们解经以阐发义理为主。本来孔子是不怎么谈性与天道的,但在宋儒看来,孔子与其徒都有程度不同的高明境界。他们解释《论语》,喜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推测经文背后深奥玄妙的哲理。宋明儒对曾点之志与孔子“与点”的解说,侧重于人生境界的妙义探求,将汉、唐儒眼中经世的孔、曾置换成内圣的哲人。他们的解说,长处是精微玄妙,提升了《论语》的哲学高度,能给读者以深刻的人生启发;短处在于过度阐释,或至于空疏无根。如朱子解曾点“人欲尽处,天理流行”,“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这个境界固然让人向往,但曾点事迹所传无多,他的修养是否如此,宋儒又是如何知道的?如此悬揣,却也让人怀疑。历经宋元明三朝,清儒终于不耐宋明儒之轻易立说、空谈臆断,热衷于以博雅征实以纠宋学之弊。清儒的长处在于考证,言必有据,字字有考,力图还原经书之历史本意,但缺点是失之繁琐,每考一字,动辄数千百言。即便繁琐,能考出一个历史真相也未尝不可,但汉学家往往言人人殊,互相争执,并不能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如解“浴乎沂”,汉学家如沈涛、戴望认为是“浴土龙”,冯登府认为是“修祓”之礼,也有汉学家认可韩愈作“沿乎沂”,即作“沿沂河行走”解。人人考证有据,到底孰是孰非?实难成为定论。即使确如清儒“舞雩”作宗教祭祀解,也未必能如宋儒解说更能给现代人以深刻的教益和启示。


解经如射箭,经学史上解的人多了,人人去射,即有不中的,亦不远矣。《论语》有一个版本的问题,也有言简意丰的特点,正由于它年代久远,历史语境也在不断转换,从而给后世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也许还原文本的原意永远都没有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奥义的追问。“侍坐”篇的神奇和魅力,正在于它有模糊的阐释空间和丰富的想象可能。所以梳理历代经学家对曾点之志的解读,笔者认为,汉学、宋学各有其长,不能拘守门户,隅于一见,不知通方。或许解释的多义性,正是《论语》作为经典接受的元状态,无论如何解读,只要合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都应该视为中的之谈。


(武道房《经学史视野中曾点之志的多维解读》,《中国哲学史》2009年3期)


 


附:参考译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伴孔子坐着。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两天,你们不要因为我(而拘谨不敢表露自己的志向)。(你们)平日闲居在家,总是说:‘(别人)不了解我啊!’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将用什么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呢?”  


子路轻率地回答道:“一个拥有千辆战车的中等诸侯国家,夹在大国的中间,(大国)用军队侵犯它,接着又遭受灾荒,(如果)我去治理它,等到三年光景,可以使(人民)有勇气,并且懂得礼义。”


    孔子对他微微一笑。


   (孔子又问道:)“冉求,你怎么样?”


   (冉求)回答说:“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我去治理它,等到三年光景,可以使(这个国家)人民富足。至于那礼乐方面的教化,(只有)让(它)等待贤人君子了。”


   (孔子又说:)“公西赤,你怎么样?”


   (公西赤)回答说:“不是说(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愿意学习它。诸侯宗庙的祭祀,或者诸侯之间的盟会和共同朝见天子,(我)愿意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在这些场合中做一个小赞礼。”


   (孔子又说:)“曾点,你怎么样?”


   (这时)(曾皙)奏瑟的声音稀疏下来,(接着)铿地一声,放下瑟站起身来,回答道:“(我的志趣)跟他们三人所说的不同。”


孔子说:“(这)(有)什么妨害呢?不过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啊。”


   (曾皙)说:“暮春时节,春天的礼服已经穿上了,(我)(偕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坛上吹吹风,(一路上)唱着歌走回来。”


    孔子长叹一声道:“我赞成曾点所说的啊。”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出去了,曾皙留在后边。曾皙说:“那三位同学的话怎么样?”


    孔子说:“只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说:“老师为什么哂笑仲由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靠礼,他的话(却)不谦让,所以哂笑他。(难道)冉求所说的就不是国家大事吗?怎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所说的就不是国家大事吗?宗庙祭祀,诸侯盟会和朝见天子,不是诸侯国家的大事又是什么?(如果)公西赤(只能)给诸侯做小相,谁能给诸侯做大相呢?”

深度语文的价值追求与深度表达


“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


——深度语文的价值追求与深度表达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 春


2013925日第四届东北三省知名高中语文教育论坛专题讲座)


 



尊敬的各位来宾,东三省的语文同仁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有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同仁就深度语文的话题交换意见。“深度语文”是东北师大附中语文组一贯追求的教研方向。谈及深度语文,自然会有三个追问,即什么是深度语文?为什么要追求深度语文?怎样做深度语文的探究?我今天的汇报的题目引用了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治学名言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实为学术大师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副标题叫做深度语文的价值追求与行动表达,实际上是我作为一名一线教师对这三个追问的尝试回答。《诗经》有云:“既见君子,我心则休!”在诸位方家面前,纵有不当之处,定能获得指正,乐享切磋琢磨之妙。


 


首先来看,什么是深度语文?限于能力,我无法对“深度语文”这个概念下定义,但是我想就我对深度语文的概念的理解谈两点认识。


1.深度语文是对文本本意的努力探究,而非以今律古的随意解读。


     目前文言文本在教材中所占比例极大,这当然是好事,但理解教材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中国的语言发展史,呈现出“几百年一大变化”(许嘉璐《故训汇纂序》)的趋势,借用梅兰芳先生的一句话叫“移步但未换形”,造成大量的古今异义词的出现有些古今异义词在语境中容易辨认,有些则非查阅专业典籍不可,否则就容易按照今人的理解做想当然的处理了,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以今律古的随意解读。如果是一些无关弘旨的词倒还罢了,偏偏有些词是不容忽视的,又恰恰被教材的书下注释忽视,结果造成了课堂教学的误读。与文本本意失之交臂,自然就失落了文本固有的深度,所以说深度语文不是要腾云驾雾,而是要拨云见日。下面举一个教材里的例子来方便说明。


《窦娥冤》第一折中张驴儿来到窦娥家,入门便拜,(正旦做不礼科,云)兀那厮,靠后!靠后是什么意思?书下注释没有注明,那我想就是往后站的意思吧。后来读元代石君宝写的《秋胡戏妻》这个剧本,第三折大意是秋胡婚后三天就离家从军,十年后做了鲁国的中大夫回家探望,行至桑园,不认识妻子,竟然上前调戏,遭到妻子严词斥责。发现其中也有这么一段:“(秋胡背云)不动一动手也不中。(做扯正旦科,云)小娘子,你随顺了我罢。(正旦做推科,云)靠后!(唱)”对于陌路人毫不掩饰的调戏,罗敷(剧中叫罗梅英)居然只说“往后站”,显然是太过软弱了,更给人半推半就的暧昧之感。和剧本中接下来的一只曲子痛骂秋胡丧尽天良也不太搭调。反观《窦娥冤》也是如此,窦娥大喝一声“兀那厮,靠后!”紧接着就唱了一只曲子来责骂。因此,我对“靠后”就是“往后站”的理解产生了怀疑。后来查阅了王锳先生的《宋元明市语汇释》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在元代“靠后”这个词的意思比我们现代人对这个词的理解要生猛得多。元代人说“靠后”,相当于现代人说“滚开”的意思。那么我们再反观这两段元杂剧就会发现,真是着一滚字而境界全出,窦娥和罗敷的决绝反抗形象不再软绵绵,而是响当当地跃然纸上。究出文本的本意,文本被时代屏蔽掉的深度自然就显现无遗了。顺便说一句,后来这个剧本被改编成了传统京剧《桑园会》。里面秋胡唱到:“······桑园之内无人往,学一个巫山云雨会襄王!(上前以手拍肩)罗敷(抖袖)道白:站远些!同样把“靠后”换成了“站远些”。看来清末民初时代,对于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以今律古的误读了。可见,追求深度语文的确任重道远啊!


2.深度语文是对文本自身价值内涵的努力探究,而非舍本逐末的文化附会。


我个人认为讲《琵琶行》大讲古代音乐文化,讲《将进酒》大讲古代酒文化,类似做法都不是深度语文的价值追求。深度语文不是外求诸文化,而是内求诸文本。深度语文不是援引文化远流来附会以显得博大,而是利用文献深掘文本信息来追求精深。这或许是外围批评和文本细读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语文教学本位要求我们要选择后者,努力追求由尽精微来实现致广大。在讲授《大堰河——我的保姆》时,一直困惑于自己的教学并不能带给学生更深刻的阅读体认。同时关于文本的两个疑问也一直困扰我,一个是大堰河能够做艾青的保姆,她一定处于哺乳期,她的哪个孩子和艾青一般大?另一个疑问或曰感慨,这大堰河怎么连生了五个都是儿子呢?在翻阅艾青的文章时我找到了解答困惑的答案,同时也找到了追求深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生发点。艾青在写于1942年的《赎罪的话》中谈到了一段真实的过往:我曾听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液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我的内心里常常引起一种深沉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另外的一个生命里夺来的。 我把这段材料提供给学生,并请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对诗中大堰河对我的爱产生了怀疑,为什么?”经过课堂讨论,大家形成了三点共识:第一,母亲大堰河溺婴的做法是由于生活的逼迫,并非是人性的沦丧。旧社会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穷人家养不活的孩子往往送人,女婴则往往遗弃。这是旧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共相。第二,艾青有这种犯罪感和赎罪心理,那么对于亲手杀死自己骨肉的大堰河来说,其内心更是无比沉痛。纵有千万个溺死自己女儿的理由,她的内心也是绝对难以平静的。她的负罪感不会比艾青轻,而唯一能减轻这种负罪感的方法就是把对女儿的爱转移到乳儿的身上,以此来赎去心中的罪孽,正是由这样一种心理驱动,使大堰河以胜过爱自己亲生儿女的爱心去爱她的乳儿。第三,旧中国底层社会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并未能剥夺大堰河的母性光辉,反而使都曾惨遭遗弃的一对母子的爱更为深沉、痛彻!我在《中学语文教学》 20118期发表过一个《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教学设计,这个问题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查阅指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理想的学习过程应该有情境、交流、合作、意义生成四个环节,而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意义生成环节,前三者都是为后者服务的。也就是说意义生成部分是否成功决定了前三个环节的成功与否。本课设计在恰当利用文献的基础上较好的实现了意义生成。利用文献对文本自身深度的努力挖掘,应该成为深度语文的追求方向。


 


在尝试解答了什么是深度语文这个问题后,“为什么要追求深度语文?”这个问题就较好回答了。我也想从两个方面来尝试回答。


1.追求深度语文是由语文学科自身语言、文化二元一体结构决定的。


早在1998年,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孙立权先生就提出自己的语文观——言语/文化观,孙先生认为语文的表层结构是言语,深层结构是文化,语文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言语这个表层,必须触及文化这个底层,因而语文课不能单单上成言语训练课。孙先生的言语/文化观揭示了语文教学的必然性的价值追求。言语承载文化,文化润泽言语,把握好二者的联系就是追求深度语文。


2.追求深度语文是由语言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嬗变决定的。


    古人治学都是先由小学入手,小学就是文字、训诂、音韵之学,也就是黄侃先生说的朴学,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学,不是当今被泛化意义的国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国学不是大车店》,发表在我校创办的教师文艺杂志《铎音》的第五期上,表达了对泛化国学的忧思与否定。古人治学的路径被黄侃先生精辟地概括为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追求的就是先读对,再读懂。今人对古人文本的以今律古的理解,容易造成“看了但没看见”的窘境,会出现视而不见,指鹿为马的情况。如果说蕴含本意的文本是第一手材料,那么误读的文本就是第二手材料,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所以语文教学应该保二争一,应该说一不二!我个人在教学上追求“求真乃能见美”的理想,正是感此而发。




第三个问题“怎样做深度语文的探究?”必然是个开放性的问题。答案不可能局限。结合个人的粗浅想法,向大家汇报下我的一些做法,姑且叫做深度语文的探究途径探究,可分做四种途径:版本参校、文字训诂、名物考订、文化阐释。


第一,版本参校。


在《苏武传》一课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荒)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教材的选本是“言武等在某泽中”,但是若依此选本,则文本内部有自相龃龉之处。“某泽”是个不确定的说法,汉朝使者大喜,如果理解成为知晓苏武健在而高兴还能说得通,可是汉使者拿“武等在某泽中”这样的话来责让单于,单于还“视左右而惊”,并且最终向汉使者谢罪,并承认“武等实在”,就实在说不通了。这就好比我们当老师的批评学生,一定要掌握了实足的证据才能让学生“老实交代”,否则多数学生都会和老师“捉迷藏”。难道我们对学生说“我知道你违反了某条校规”,学生就会惊慌失措,“供认不讳”吗?学生不会,单于更不会轻易就范,除非汉使者准确说出了苏武拘禁之地。而若依“言武等在荒泽中”这一版本则一切矛盾迎刃而解。无人之地谓之荒。荒泽正是苏武牧羊的北海边。塞外大泽皆谓之海,清人入关后,北京就多了很多带海字的地名,最有名的就是“中南海”了。海边无人之地,故曰“荒泽中”。前文李陵来劝说,就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话,可作为文本内证。荒泽这个版本更好。后来读到屈原学会副会长浙江师大黄灵庚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荒字的隶书写法中有一种字形上为艹,下为呆,由隶书转写作楷书时,这个“荒”字极像楷书“某”字,因而造成讹误。由此彻底解决了这个文本的内部矛盾问题。


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序言部分与辞赋正文有诸多矛盾之处,善加利用可以作为绝佳的教学生发点。这里姑且按下不表,且说序文内部也有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原文说:“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又说:“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既然陶渊明的叔叔太常卿陶夔因陶渊明贫苦就能安排他做彭泽县令,又为何说“求之靡途”呢?中间有一句“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可见陶夔是关说地方大员,才给陶渊明安排的官位。那“家叔以余贫苦”和“遂见用于小邑”之间的跳跃性就太大了。陶渊明写文章真是那样着三不着两吗?袁行霈先生在其名作《陶渊明集笺注》中认为,“苦”字极有可能是“告”字的误写,若依此版本,则文从字顺,逻辑井然了。“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告,遂见用于小邑。”这个“遂”字也就有所照应了。还原了这个真相,陶渊明的文字简洁、绵密的特质就显露出来,自然这就是一种深度语文的追求。


在教授外国文学作品时也可以使用版本参校的方式。在自己上高中时读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个小说单调、干瘪,其水平与契诃夫的声誉极不相称,且厨房里发出来的沉重的叹息声是谁发出来的呢?别里科夫在床上,谁在厨房里呢?开始觉得是悬疑小说,后来觉得简直是灵异小说了。但答案一直没有找到,直到自己当了语文教师,才知道问题出在书下注释。必修59页书下注释1说“选自《契诃夫小说选》。” 原来它少了一个字,就是“节选”的“节”字。你不注明是节选,大家当然当成原本来读,但这样对契诃夫是极不公平的。都以为契诃夫就写成这样呢!编选者挥刀,契诃夫顶罪。必修5第一单元是小说单元,第一篇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第二篇正好和第一篇凑成一章章回体小说,就叫《教科书阉割套中人》。我为什么义愤填膺呢?因为这段节选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旨,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因而我做了如下的教学设计:


1.读这个小说感觉轻松吗?


2.别里科夫为何被称作套中人?有怎样的性格特点?


  明确:穿着、居家、用具、出行、思想


        封闭、胆小、怀旧、极力维护现行秩序


3.科瓦连科和华连卡是怎样的形象?


明确:有新思想敢说敢为的年轻人,代表了一种新生的进步的力量,是昏暗社会的一抹亮色。 


4. 融入你对华连卡性格特点的理解,朗读下面两段选文。


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俩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脸色由青变白。他站住,瞧着我。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家生活。 


5. 现在已没有功夫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这是契诃夫的原作中华连卡对自己婚事表明态度时说的一句话,课文中没选。读了这句话你对华连卡这个人物形象是否有了新的认识?能不能结合你的新认识把上面的两段选文再有感情的朗读一遍。


明确:体现出了一种卑俗、猥琐的婚姻观,对生活不抱希望。


6.这不关我的事,哪怕是她和蛇结婚也由她。这是契诃夫的原作中科瓦连科表明对姐姐婚事的态度时说的一句话,课文中没选。读了这句话你对科瓦连科这个人物形象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明确:在姐姐的婚姻大事上体现出了麻木、冷漠。


7.读这个小说感觉轻松吗?


8. “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他在自己差不多25年的文学生涯中百折不挠、乏味单调地仅仅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惜用任何方法去扼杀人类的希望。”这是俄罗斯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概括的契诃夫笔下众多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绝望、受虐、破坏且无所作为的生存状态。与我们阅读选本的感受相去甚远。舍斯托夫说的一定对吗?要寻找真相,请在课下阅读全文。


     这个教学设计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极佳的课堂效果,利用版本来追求深度语文是一条值得大家关注的路。     


第二,文字训诂


以《柳永词两首》一课为例,文字训诂的运用对于正确认知文本,优化教学设计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文中两处提到了“处”字,“今宵酒醒何处”的“处”好理解,表处所。但“留恋处”的“处”字书下未注,但必须给学生解说清楚。没有畅谈词境而不通词句的道理。查王锳先生的《诗词曲语辞例释》就知道,此处字当作“时、际”来讲。同理“怒发冲冠凭栏处”,就是凭栏时之意。另外,文本中还出现了两个“去”字,书下未注,“念去去”,为什么两个去?意思相同吗?查阅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就知道,第二个去字相当于语气词“啊”,这些都是阅读文本时有待扫清的障碍,但往往因书下未注而被教师忽略。最值得一提的是“更那堪”这三个字,书下未注,“更那堪”的“那堪”并非是想当然的不堪忍受的意思。查阅张相先生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就知道,宋代“那堪”是“兼之”之意。得此一意,便可盘活全词!我的教学设计就从此处入手。“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那堪在宋代是兼之的意思,全词的纲领就在这两句。那么接下来就由同学们通读全词,找找哪些句子是写“伤离别的”?哪些句子是写“清秋节”的?哪些是兼而有之的?伤离别和清秋节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就找到了较为恰当的文本切入点,刚才提到的两处阅读障碍就可在学生阅读过程中顺便解决,避免了解读的细碎化。


《望海潮》一词的上阕同样存在训诂的问题。“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风帘翠幕”和“户盈罗绮”两句貌似就有语义重复的嫌疑,并且“户盈罗绮”就是“竞豪奢”吗?又看了几首柳永词就发现门道了。《长相思·京妓》中有这样的句子:“向绮罗丛中,认得依稀旧日,雅态轻盈。”《长寿乐》中也有一句:“罗绮丛中,笙歌宴上,有个人人可意。”有柳永词作为内证是再明确不过了。柳词中的罗绮并非指丝织物,实则指歌女舞姬。宋代妓分三类:一为官妓,类似当今财政供养的文艺团体;一为家妓,为富贵人家豢养的文艺团体;一为私妓,与当今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妓女基本没有差别。当年的杭州是北宋第四大城市,能养得起文工团的人家众多,这才叫“竞豪奢”!唐代的白居易晚年想开了,不写讽喻诗了,豢养了三百家妓,投入了火热的晚年生活,据说还写出了“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诗句。朋友聚会,让自己家阵容强大的文工团出来演出,撑场面,这才是有面子的尊贵体现,这才配叫“竞豪奢”!搞清楚词句,才能清楚柳永为忽悠孙何而创作的这首词的本来面貌。这就是找回了文本的深度。


《孔雀东南飞》中“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丞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一段,教材注释认为兰家女即兰家之女,“说有兰家女,丞籍有宦官”似乎应接在“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之后,即便如此,恐仍有错简、脱文的情况。教材所注很有道理,但兰家女不应解释做兰家之女,凭空扯出来个兰家。无从解说,自然推为错简、脱文的缘故。是否错简、脱文,只有待起真本于地下方可对证,仅就兰家女的解释,若非以今律古,则更可简洁训解。《列子·说符》:“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张谌注说:“应劭曰:‘兰,妄也。’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谓之兰也。”意为兰芝的母亲又推说某家女孩更合适来支对此事。这种解释更为简洁,而简洁几乎是传世经典共同的美学特质。


《离骚》一课中有“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溘死,书下注释为突然死亡。流亡,书下无注。人都死了,还怎么流亡呢?查各家注本,有两说可从:一说暴尸荒野,尸随水流。一说魂飞魄散,鬼化为聻。前者的代表为伍子胥。伍子胥借兵伐楚,但不为楚人憎恨。这与先秦时代的道德考量标准有关。《郭店竹简·六德篇》:“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先秦时代孝排在第一,忠排在第二,不存在忠孝难以两全的情况。后代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才将其改造成忠为第一、孝为第二,忠孝难以两全则全忠舍孝。虽然违反人性,但却统治中国人思想两千年。《楚辞》中有《招魂》篇,其作者旧有宋玉、屈原两说。今人多认为是屈原之作。其中提及东西南北都不是灵魂的去处,去了就可能魂飞魄散。当时就有灵魂仍会死亡的认识。南北朝时称灵魂再死为聻。《酉阳杂俎》《五音集韵》均有记载。这种说法在《聊斋志异·章阿端》中就有体现:“人死为鬼,鬼死为聻,鬼之畏聻,犹人之畏鬼。”至今道教仍多使用带聻字的驱邪符印。这里姑且借用晚起概念是为了便于叙述事实。


《离骚》一课中有“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书下注为芳香与光泽杂糅在一起。此注不确。且不说光泽于芬芳不能杂糅,词句的训解也有悖文本内证。此句在《思美人》《惜往日》均有重复出现。且《怀沙》中有: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可见,楚辞中提及的杂糅是善恶、美丑对立的。泽,低洼之地,引申为污浊,否则唯昭质其犹未亏就无法接上文。还原本意,就是为了求真见美。


第三,名物考订


选修教材《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所选《九歌·湘夫人》中有“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书下注释将“遗”解释为赠送。那么问题来了,袖子连着衣服,如何能丢到江中?“遗”作赠送则全句何解?为何向江中丢内衣?实则遗当作丢下解释,与捐义同。袂通袟(zhì),妇女所佩小囊。《九歌·湘君》中有“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两首诗必须对读,与“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同意。不同之处是玦与佩是男人之物,湘君所赠,湘夫人所弃;袂(袟)与褋是女人之物,是湘夫人所赠,湘君所弃。女子恋爱赠衣习俗源远。《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而戏于朝。”《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晴雯拭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并指甲都与宝玉道:“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都是情人间赠送内衣的生动写照。在诗歌中极具民俗文化内涵,是一种情感暗语,衣的谐音为依,倚,怡,宜,忆,意等等。最宜借以表达思念之情。湘君苦等湘夫人不来,把湘夫人赠送的香囊、内衣都丢到水里,采了杜若宁愿送给远方人(素不相识)的人,均为气恼之举。“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话锋一转,说再等等。可见此一处是喜剧,不是悲剧。《湘君》《湘夫人》两诗对读,就更是一场喜剧了。


《荆轲刺秦王》一课,荆轲到秦国后“厚遗中庶子蒙嘉”,书下注释说:“中庶子,管理国君的车马之类的官。”经我考证,此注不确。我在上海的《语文学习》20071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庶子是什么官?》对此官职进行了考。《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太仆,周官,秦因之,掌舆马,有丞两人。”《通典·职官十二》载:“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员。”太仆的属官至今见于典籍记载的只有中车府令一职,典籍中并没有中庶子是太仆属官掌管车马的记载。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庶子)《周礼·夏官》谓之‘诸子’,《礼记·文王世子》谓之‘庶子’,掌公族也。”《礼记·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礼记·文王世子》:“古者,庶子之官治,则邦国有伦。”据《礼记》的记载,中庶子应该是掌管公族事物、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而非掌管舆马的官员。在秦、汉以后,中庶子一直是太子宫官,职掌侍从太子,与皇帝身边的侍从相似。南北朝时期仍称中庶子。《晋书·皇甫谧传》记载皇甫谧学识渊博,晋武帝就下诏任命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能够成为秦国公族贵胄的老师和侍从的人,在国君的眼里必然是有学问、有能力又忠实可靠的人,所以《荆轲刺秦王》中中庶子蒙嘉的进言才能奏效。书中此注的确疏失,但至今未见改正。在追求深度语文的课堂上应当予以纠正。 


《荆轲刺秦王》一课中荆轲刺秦王易水诀别一节中写道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传统讲法认为这是太子丹和臣僚穿孝服为荆轲送行。我觉得如此解释不但于理不符,而且于礼不合。


       先说于情理不符。荆轲一行,缔交是幌子,行刺是实情。古人说:事以密成,刺秦是机密大事,所以一切行动都务求保密、低调。易水诀别已经足够慷慨悲壮了,如果衮衮诸公都穿白戴孝,又垂泪涕泣,那刺秦之谋也就昭然若揭了。再说于礼法不合。《仪礼·丧服》中有关于丧服制度的详细记载,也就是所谓的五服。按照五服制度,穿着什么规格的丧服,穿着多长时间的丧服都要视与死者的亲疏关系来定。问题是荆轲还没死,燕王喜也还在掌权,太子丹穿孝服岂不是燕国大忌?实则于礼法不合。


        参加易水诀别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不可忽视的,就是高渐离。如果太子和知道内幕的宾客都穿孝服来送荆轲,偏偏《战国策》中又没有高渐离也穿孝服的记载,那么诀别一场似乎就没有想象中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辛弃疾《贺新郎》)那样具有浓重的悲怆意味了。其实白衣未必完全等同孝服,白衣另有布衣平民之意。三国时期有一段 白衣渡江的故事,家喻户晓。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到达寻阳后,把精兵藏在大船里,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之。讲的就是吕蒙把精兵藏在商船中,让划船的士兵穿上平民的衣服扮作商人,成功骗过关羽夺取荆州的故事。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一节中写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讲的是唐朝进士科考试被时人所推重,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就被称为白衣公卿,又叫一品白衫。通过进士科考试,就能平步青云,自然就由白衣平民变成紫袍公卿了。柳永在《鹤冲天》一词中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便用了这个典故。


        高渐离是白衣平民,太子丹和知悉内幕的高层幕僚为了不事张扬并能最后送荆轲一程也都甘愿穿上平民布衣,太子公卿以布衣相送此时远比衣冠似雪更激荡人心,荆轲壮怀激烈,矢志弥坚,于是才引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绝响。白衣做布衣理解,不但合乎情理、礼法,而且充满了情感张力,文学色彩更强烈,使故事更有生命力,我想这或许也正是易水诀别千百年来传诵不息的原因之一。我在2008年《语文报·教师版》131上发表过《易水诀别说白衣》一文,可供大家参考。


第四,文化阐释


    以《赤壁赋》为例,《赤壁赋》中最难解的有三大问题:1.苏子的劝慰为什么能让客由悲转喜?2.《赤壁赋》中哪里体现出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3.《赤壁赋》受三家哪些具体思想的影响?就非得通过经典比照,文化阐释不可了。我在讲授《赤壁赋》是,设计了如下几个问题:


1)苏子认为天地物我都可以从变和不变的角度来看待,那么对于水和月是否也可以从变和不变的角度来审视呢?


2)苏子说物与我皆无尽也,物与我有没有差别?能不能一概而论?


3)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有没有主人呢?


第一个问题意在引导学生注意苏子调整了观察视角。苏子认为客悲的根源在于将不具有可比性的两件事进行对比造成了烦恼。苏子运用了“自其······观之”的句式意在引导客改变看问题的角度。都从变或不变的角度看问题,就具有了可比性。


第二个问题意在引导学生注意苏子修改了判断标准。苏子说“物与我皆无尽也”否定了物物之间、物我之间的差别,本质上是反对人为的价值判断。这种变与不变的思想正是心无厚薄、泯灭是非、齐物我、等荣辱、一死生的庄老思想。《庄子·秋水》篇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覩矣。”事物的性质都在一定条件下而存在的,离开了具体条件和固定的观察角度与标准,结论就会不同。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你看待世界的眼光。苏子的成功在于第一改变了衡量角度,第二改变了衡量标准。


第三个问题意在引导学生注意苏子在强调破除执着。寄情山水,遁世忘忧只是小隐心态。而无边风月,出我胸怀才是真正的大隐情怀。让眼前的一朝风月内化为胸中的万古风月,才能破除执着,远离烦恼。《金刚经》有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经》有云:“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是这一段的思想根源。苏轼的禅学修为极佳,并且强调禅与文的结合。在其《次韵参寥寄少游》一诗中写道:“台阁山林元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明确指出了禅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观之,万物皆一也。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自其异者观之,则生灭者,相与流注耳,藏识无关也。自其不异者观之,则皆一佛性耳,无所谓生灭也。


以上两则材料就是苏轼《赤壁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的蓝本模型。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苏轼七岁读《庄子》时就感叹“昔我有见于中而口未能言,今读《庄子》得吾心矣!”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也成《入楞伽经》,是佛陀进入楞伽山时说的一部经书,达摩祖师北上少林寺讲经讲的就是这部经典,在禅宗五祖弘忍推崇《金刚经》以前,《楞伽经》是禅宗最重要的一部经书。苏轼曾经手抄此经,因其书法冠绝一代,后世翻印都是苏轼的手抄本。苏轼不但在思想上以庄禅为武库,他的文字在形式上也学庄、禅,但能化抽象为具体,从故纸出新篇,独树一帜,不为形式所局限。我在2012年第二期《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东坡的阳谋》,对此有所论列,如感兴趣,可以参考。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深度语文的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我在新浪和中华语文网上都有一个实名博客——王春博客,欢迎大家在网上交流讨论,谢谢!

王春为“国培计划”吉林省中学语文备课组长培训活动做专题报告

王春为“国培计划”吉林省中学语文备课组长培训活动做专题报告


 


2013811日下午,我校语文教研室的王春老师在国培计划2013——吉林省课改实验基地中学语文备课组长培训活动中作了《备课,关乎语文课堂的尊严》的专题报告。他从当今世界教育前沿思潮与学科教学本位的省察、深度备课策略、基于个人对教材研究的深度备课案例分析三个方面对深度备课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阐释分析。


王春老师认为个体深度备课是集体深度备课的重要前提,深度备课不是大量占有教材阐释资料并生硬套搬,而应该基于裸读文本产生阅读思考,再有针对性的并“竭泽而渔”式的查阅资料,解决文本阅读产生的问题,确立教学设计的生发点。深度备课的策略应该是“定点爆破”而非“四面围攻”。深度备课的前提是基于学生学的教。深度备课的本质应该是教师治学。深度备课的价值是能够带来语文课堂的尊严。具体而言,深度备课可以平视教材,答疑解惑;可以俯视教材,匡正谬误;可以建构教材,意义生成。王春老师倡言高中语文教学须有“文献意识”,语文教学应坚持“求真乃能见美”,并对《柳永词二首》《苏武传》《荆轲刺秦王》《孔雀东南飞》《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大堰河——我的保姆》《装在套子里的人》《窦娥冤》《赤壁赋》等十篇古今中外经典篇章的教材误注与语言文化背景嬗变造成的经典误读进行了系统梳理,在辨伪基础上重新进行了以文字赏会为突破口的旨在凸显经典审美内涵的教学设计。王春老师对于文本的独到辨析与富有新意且不乏厚重的教学设计,赢得了参与培训的吉林省高中语文备课组长群体的高度肯定和热烈掌声。


    

《赤壁赋》教学设计

《赤壁赋》教学简案


(东北师大附中第30届教学“百花奖”授课教案)


导语


“子虚乌有”成语引出赋体的主客问答文体形式。


齐背《赤壁赋》


文本探究


1.请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出本文的情感变化脉络。


喜——悲——喜


2.客受哪些外在因素的影响才悲音大作的?


景、史、歌。


3.客悲的是什么?


人生短暂,洪福无缘,清福难得。(“况”字意在比较,纵然人生短暂,但功业未成,洪福无缘。“骤得”强调不能多次得到,感叹寄情山水遁世忘忧难以实现,清福少分。)


4.对于客的人生短暂之悲,苏子是如何劝解的?


苏子运用了“自其变者观之,自其不变者观之”的句子。


5.苏子的话为什么能说服客?


1)苏子认为天地物我都可以从变和不变的角度来看待,那么对于水和月是否也可以从变和不变的角度来审视呢?


逝者如斯是从变的角度看水,未尝往也是从不变的角度看水。盈虚如彼是从变的角度看月,卒莫消长是从不变的角度看月。客悲的根源是用自己的变(人生短暂)和长江的不变(长江无穷)进行比较。客悲的根源在于将不具有可比性的两件事进行对比造成了烦恼。苏子运用了“自其……观之”的句式意在引导客改变看问题的角度。都从变或不变的角度看问题,就具有了可比性。


2)苏子说物与我皆无尽也,物与我有没有差别?能不能一概而论?


同时苏子还改变了衡量的标准。否定了物物之间、物我之间的差别,反对人为的价值判断。这种变与不变的思想正是心无厚薄、泯灭是非、齐物我、等荣辱、一死生的庄老思想。《庄子·秋水篇》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覩矣。”事物的性质都在一定条件下而存在的,离开了具体条件和固定的观察角度与标准,结论就会不同。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你看待世界的眼光。


苏子的成功在于第一改变了衡量角度,第二改变了衡量标准。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写作的方法。“自其……观之”的句式很具有哲学味,但也很枯燥。《庄子》《楞伽经》中都运用过这样的句子。《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观之,万物皆一也。”(幻灯片)《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自其异者观之,则生灭者,相与流注耳,藏识无关也。自其不异者观之,则皆一佛性耳,无所谓生灭也。”(幻灯片)《赤壁赋》论理之所以让人读后不觉枯燥,就在于作者营造了一个水月之境,有生动的例证,《易经》有云:“圣人立象以尽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写作要善于以简驭繁,化抽象为具体。苏轼七岁开始读《庄子》,感叹“昔吾有见于中,而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博览群书,精通佛教典籍,曾抄录佛教禅宗重要经典《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并刊刻传布天下。于本篇可见苏轼的创作并非戛戛独造,实际上是创造性运用古代经典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我们要从这里学到两点:化抽象为具体,从故纸出新篇。


6.对于客的清福难得之悲(寄情山水遁世忘忧难以实现的悲痛)苏子是如何解劝的呢?


“且夫天地之间······”


7.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有没有主人呢?


明确:它们存在于天地之间,也有自己的主人,虽然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但也要懂得取,懂得用,只要你愿意,你就是他的主人,既然无边风月时刻属于你,就不必在乎“骤得”与否。


寄情山水遁世忘忧仍然是一种小隐心态。如果让外在的无边风月常入怀,内化为光风霁月的胸襟,从此心中常有万古风月,这才是真正的大隐情怀。


这正是《金刚经》里所提倡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破除执着的思想。苏轼受禅宗的思想影响很大,并且深深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苏轼《次韵参寥寄少游》中说:“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破除执着的思想对于身处逆境的苏轼而言无疑是一剂心灵良药。


客感叹未能骤得说明是渴望得到,这恰恰是苏子能说服客的思想基础。


8.你如何看待苏子的观点?


讨论,总结。


结束部分:


《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而此情此景此时此刻,苏子与客已然相忘于樽酒,陶然大睡了,这就是最后一段的境界。苏轼以儒学立身,深谙乐天知命;以道学养性,懂得辩证通脱;以佛学明心,破除拘泥执着。纵浪大化,不喜不惧,因而成为了中华文化统系中永远的坡仙。


师生合作诵读《赤壁赋》


作业:有人认为苏子与客都是作者虚构的人物,客代表了苏轼思想意识中的现实层面,苏子代表了苏轼思想意识中的超越层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板书:           


赤壁赋    


苏轼


人生有限    齐物论


                           


清福难得    风月主

林语堂《论趣》教学设计

论 趣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 春


  (本文为长春出版社国标版语文教参撰写,教参已出版,转引请注明出处)


 


文本解读


一、整体感知


林语堂在国际文坛上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作家,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1975年,在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林语堂的一位朋友讲他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对此颇为得意,并写了一幅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现代学人中,论学贯中西、宏通渊雅、著作等身能比肩林语堂先生的,可谓少之又少。以作家言,林语堂既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有很高的英文造诣;此外,他还致力于现代白话文的研究推广,并对其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留下了数量颇丰且涉猎颇广的中英文著作。以学者言,林语堂学贯中西,对东西方文化均有相当通透的领悟与颇为独到的见解。作为一名华人学者,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并始终为此不遗余力。他的英文著作,以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豁达的胸怀为根基,以一片赤诚之心贯彻始终,语言通达典雅,措辞机智幽默,行文灵动潇洒,在文学界获得很高的评价,在英语读者当中也相当受欢迎,遂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在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普遍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这一点尤显难能可贵。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语丝》时期最为激进,处在时代进步文化阵营的前列,《论语》《人间世》时期转向回归传统文化,虽逐渐远离政治漩涡,告别文化斗争主战场,但他始终保持了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节操。林语堂在1933年创办小品文专刊《人间世》,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提倡以“自我”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专门刊登一些抒写性灵,平和冲淡的小品文。因而人间世一出版就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实际上林语堂的幽默小品并非是麻醉品,时常由风月谈到风云,幽默与讽刺兼而有之。即使是在30年代,他也从没有半点奴颜媚骨,从未写过粉饰太平,文过饰非的文章。此阶段林氏散文创造以闲适的小品文体材为主,文白相间,向以后他提倡的“雅健自然的国语”方向迈出了具有探索意义的一步。林语堂晚年散文固然已将其早期杂文“浮躁凌厉”之气洗尽,细细品味,似乎又重现了他早期散文所形成的“个人笔调”,清顺自然,而且平淡不流于鄙俗,平中有奇,幽默气质时见笔端。本文完成于林语堂的创作中期。


从内容来看,文章可分为两部分。谈欲与趣。


前三段为第一部分,谈欲。


作者从乾隆故事入手,引出人生动机的一般看法:为名为利。然后以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和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墨子为例,提出自己的看法:名利二字未免以偏概全,推动人世行为的动机,除了名和利,还有色和权。“权是指做事的权力,政权在内”,“有能力或权力做出大事业来,不为任何力量所阻挠,为事业成功,也可成为人生宗旨,鞠躬尽瘁做去”,大禹和墨子,就属于为“权”而活,也即作者所说的“为忠君爱国死”。名、利、色、权,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欲”。林语堂写完《论趣》之后,紧接着又写了一篇《论利》,文章开篇就说:“上回讲名利色权四者为人生之大欲。……四者每令人智昏,神魂颠倒……”作者并未完全否定“欲”,而是中肯地分为了两类:一类是“能够通脱自喜,做到适可而止”的,便是贤人;另一类是“只想做官,不想做事”、“利禄熏心”的,便是俗人。也就是说,从“欲”出发的人生,也并非完全令人绝望,但作者对此种分类又并不乐观,因为“排脱最不容易”,并举得道高僧为例证明了“名心之难除”。


四至七段为第二部分,谈趣。


这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讲了三种“趣”:科研探险之趣(第4段)、艺术生活之趣(第5段)、读书思考之趣(第67段)。第5段中有一句话对比总结了“欲”和“趣”对人生的不同影响:“名、利、色、权都可以把人弄得神魂不定。只这趣字,是有益身心的。”这种“有益身心”,作者也从两个层面进行了说明,即适度与过度。适度,则有益无损。“无论琴棋书画,都是在乎妙发灵机的作用,由蒙昧无知,变为知趣的人,而且不大容易出毛病,不像上举的四端。”过度,亦无大害处。“就做到如米颠或黄大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


作者说“趣”是“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那么作者究竟是如何来诠释这个“趣”的呢?首先,在科研探险方面,“趣”就是“好奇心”。作者以巴士特发明微菌、科学家发现声光化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一些冒险探南极北极或登喜马拉雅山的人为例,说明了所有科学的进步,都在乎这好奇心。


其次,在艺术生活方面,“趣”可以分为“天趣”、“物趣”、“人趣”。在第5段中,他是通过引用顾凝远论画的观点来诠释艺术生活之趣的,而在《快乐人生》中,他也曾说过:“人生之享受包括许多东西:我们自己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树、花、云、弯曲的河流、瀑布和大自然形形色色的享受,此外又有诗歌、艺术、沉思、友情、谈话、读书的享受。”这里同样谈到了“天趣”、“物趣”和“人趣”。


在本文第5段中,列举米颠和黄大痴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即使这种艺术生活之“趣”把握失度,“也没有什么大害处”。古语有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林语堂也说:“一点痴性,人人都有,或痴于一个女人,或痴于太空学,或痴于钓鱼。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人必有痴,而后有成。”在本文中作者说“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大概是说那种没有癖嗜的人多半用情不深,或用情不专,或用情不真,以致让人感觉“靠不住”吧。看来,“痴性”和“癖嗜”,在为人方面,能让人因信其真而敢于有所托;在做事方面,也可让自己因精力聚焦而能够有所成。这种“痴”,说到底是一种灵性上的自由之境,不为功利所累的纯粹,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单纯的执著。


最后,在读书思考方面,作者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生”趣(第6段),二是何谓“知”趣(第7段)。


6段中对比了两种教育体制和方法:“现代的机械教育”是无法“生”趣的,“不容易启发一人的灵机”;而剑桥导师靠一只烟斗就可以让“你的灵魂冒出火来”。思想家的烟斗和诗人的酒杯一样,是催生灵感的。一席谈话,在这样轻松的冒烟的氛围中,自然不断会有火花。这种谈话的价值,在于启发灵机,催生思想,而不是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与“现代的机械教育”有天壤之别。林语堂嗜烟,他宣称其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他“对妻子极其忠实,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他说:‘这总是完美婚姻的特点。’”(《一团矛盾》)。


烟斗催生灵机,大概正是他自己的切身体验吧。


7段讲到何谓“知”趣时,也列举了正反两种典型:裸体读经的顾千里,“于书无所不窥”、“被中偷看《水浒》《三国》”的,“废寝忘餐”的,都是“真知读书之趣的”;而那种“计时而读”,混张文凭的人,是不“知”趣的。


《论趣》这篇文章,“趣味”就在于文趣、理趣并重。文趣则通俗晓畅,娓娓道来。文章的行文自然浑成,充分体现了林语堂小品文笔调的风格,自由亲切,意到言出,以闲适为主要特征,笔墨上极其轻松,潇洒自在,读之意趣横生。理趣则体现在,为增强说服力,旁征博引,文中举了乾隆、大禹、墨子、得道高僧、巴士特、李考克、顾凝远、黄公望、徐志摩的例子,引发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思考,融会西方智慧,具有较高的文化含量,既通俗生动,又深入精辟。在“闲适”体现出了冷峻的人生思考和圆熟的智慧。


 


二、问题探究


1.“趣”的含义是什么?


文中趣是“趣”是广义的,是好奇心、是启发心知、是灵机、是废寝忘食,更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一种成熟圆融的智慧。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便热爱它。”当我们抛弃名缰利索,回归本真,拥有一颗纯素之心,一份无违之愿时,“趣”便油然而生。人活着就得思想,有思想就有精神。但这思想和精神又不能始终处在原始的状态,它还需要生活者用自己的悟性、用高品位的文化来净化、来提升。没有一定思想境界的人生是低级的。人之所以称为人,就是在这一方面超越了一般动物界。当今的社会,人确实需要有一种精神来牵引。其实,凡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都不会只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人更需要精神境界的提升、人生更需要精神的力量来牵引。那种只顾物质利益的追求、为物所奴的人,肯定不会有高品位的人生。


2作者认为天下的行为动机除了“名、利、色、权”以外,就是“趣”,而像大禹、墨子的做法都是圣人所为是否太绝对?


   现实生活中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把责任、大义作为行为动机的凡人也不少,例如感动中国的获奖人物,都值得我们钦佩。作者的论列,意在强调世俗之人“排脱”之不易,圣俗一念,意在区隔欲与趣两种不同的动机。


3.“名利色权”为目的的行为动机和以“趣”为目的的行为动机有何不同?


人兼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名利色权”为目的的行为动机是欲的层面的引领,属于自然属性层面,是占有欲引领求索欲;趣的引领是超越功利层面的,属于社会属性层面,是求索欲引领占有欲。


4.文章有何现实意义?


莎士比亚认为:“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黑格尔说:“一个深广的心灵总是把兴趣的领域推广到无数事物上去。”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精神层面的追求,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更是可悲的。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梁启超、林语堂等一代文化大师都深刻意识到“趣”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具有活力与精神的内在要素。歌德说:“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我们发掘梳理“知趣”的论见,对于今天倡导灵气、智慧、幽默等民族品质与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思考与讨论


一、“人生快事莫如趣,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都由趣字得来。”你同意作者的这一观点吗?请举事例谈谈。


设置本题意一则意在培养学生深入细致解读文本的能力,一则意在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思考自己的人生,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但应注意学生所举事例是否合乎“都由趣字得来”的限定。


参考答案:学生在理解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和见解,要充分肯定学生的看法,只要谈出自己的理解,言之有理即可。艺术家、科学家中切合题意的例子很多,如王羲之、怀素、王冕、米芾、蔡邕、赵佶、肖邦、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肖邦、萧伯纳等等。注意强调成功并非功利因素的引领。


二、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文中说:“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你的兴趣在哪方面?同学间相互交流如何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兴趣。


设置本题意在通过本文的学习和同学间的讨论,让学生明确培养兴趣的重要性,进而深入思考,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以此为行为动机,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为打造自己的精彩人生作铺垫。


参考答案:这是一道开放性的问题,学生一定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谈,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如果培养和不断发展。建议学生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兴趣:


1.讨论中切磋琢磨,激发兴趣。


2.树立问题意识,追问中穷根究源,激发兴趣。


3.广泛阅读,用源头活水激发兴趣。


4.体验阶段性成功乐趣,激发深入探究兴趣。


三、作者认为:“青年人读书,最难是动了灵机,能够知趣。”想一想,在自己的学习中,怎样做才能够达到“知趣”?


设置本题意在让学生能够深入思考,结合自己的体验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本文主旨,进而裨益自己的学习生活。


参考答案:这是一道开放性的问题,要点在于须强调顿悟必须以渐悟为基础,首先应该广泛阅读积累,进而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在学业、人生等广阔领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四、教学建议


 


一、加强语言积累,引导学生阅读林语堂的文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林语堂的文章自有其难以遮盖的魅力,对于语文教师而言,引导学生读书是一种功德,教师应为学生指路,指引学生在广泛的阅读中完成语言积累和思想熏陶。教师可以绍林语堂的为人与写作风格,可以介绍林语堂和鲁迅关于小品文的论争,可以介绍小品文发展历史,为学生拓宽文学视野。


二、明确林语堂散文的写作风格。


林语堂的散文叙述方式体现出了这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在文化选择上的现代性。林语堂的随笔是典型的絮语体,即与读者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题目、取材、观点、谈话方式和角度都是读者熟悉的,尤其是叙述者我的态度不高人一等,完全将读者当朋友,心交心地互相交流。林语堂随笔的情调是微笑的,是醇熟的,既有西方随笔的气势与绵长,又有中国小品的性灵和韵致,还结合口语的明白晓畅、通脱清顺,用林语堂自己概括的三个字总结就是“雅、健、达”!学生初学其文章,不容易把握其行文的特点,教师的必要提点不可或缺。


三、用作者观点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


课后“思考与讨论”的三个问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通过教学引导学生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树立以“趣”为行为动机的人生是艺术化的人生的观念。人生境界的提升在于不轻视些微的积淀,才能“始于不足见而终于不可及”。


 


五、教学案例


教学目标


1.  理解、积累本课出现的成语和蕴涵哲理的语句。


2.  体会林语堂小品文的特点。


3.  指导学生把握文章基调,培养学生解读文本的能力。


4.  通过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引领学生理解的内涵。


5.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解读文本,把握文章的主要观点和思路;品读重点语句,体会林语堂散文语言的特点。


教学难点


理解“趣”的内涵,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PPT展示:


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


  气义照耀千古,羞杀须眉汉子。


  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


  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止。


  如今这个天下,谁复是个蛮子?


  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


  当今这个天下,都是骗子贩子。


  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请同学们谈谈这首诗语言风格有何特点,表现出了作者怎样的情怀?


  明确:从这些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位作家性格幽默、随性闲适、富有哲思、严谨治学,这个人就是林语堂。林语堂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幽默是一种情趣,一种修为,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学习他的《论趣》一文,进一步感受他的写作风格及人生追求。


  二、阅读


  1.第一遍阅读(学生自主阅读,把握文章大意)。


  教师:下面请大家各自朗读《论趣》这篇文章,不懂的地方用笔勾画出来,力求读懂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把握文章大意。


  2.第二遍阅读(学生互助学习,扫除词句障碍)。


  教师:同学们已经勾画出难以理解的语句了,请大家借助字典并寻求小组内同学的帮助,再读一遍课文,要结合上下文,弄懂这些语句的含义。


  3.第三遍阅读(熟读,读顺、读畅)。


(说明:在同学熟悉全文内容以后,教师可让学生在几分钟时间内再次诵读全文。要求多读几遍,力求读得顺畅,并逐步读出感情。可采用多种形式,如自由诵读、全班诵读等形式。)


三、赏析课文


1.从文中找到相应语句,说说作者提倡的“趣”是什么?作者又是从几个方面来谈“趣”的?


明确:作者看来:“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叫做趣。”“人生快事莫如趣”,“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


作者从三个方面来谈趣:一在求知上要有“趣”。“人生快事莫如趣,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都由趣字得来。”此“趣”是与“名、利、色、权”关的。作者认为这“趣”可以与“好奇心”沟通,“所有科学的进步,都在乎这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科学家发现声光化电,都是穷理至尽求知趣味使然的。”二在启发心智上要有“趣”。


这“趣”具有多方面的内涵,“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名、利、色、权,都可以把人弄得神魂不定。只这趣字,是有益身心的。”三在教育、读书上要有“趣”。“青年人读书,最难是动了灵机,能够知趣。”“必也废寝忘餐,而后有成。要废寝忘餐,就单靠这趣字。”


板书:   学问、心知、教育、读书


2.既然作者旨在谈趣,为什么前三段没有直接谈趣呢?


明确:3段大谈名利色权,似与“趣”无关,其实是为了引出作者直接的观点。第4段首句:“但是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叫做趣。”才是作者在文章中想表达的主要观点。名利色权是一种行为动机,一种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由此可见前3段并非闲笔,而是与下文的论趣构成对比,突出“四事”的强目的性和“趣”的随性而发。


板书:名利观、四事观、排脱难、引、论


 


3.林语堂说:“我创出一种风格。这个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所以,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结合课文说说,林语堂这篇文章在行文、结构上有哪些特点?


明确:林语堂这篇文章,“趣味”就在于兼重文趣、理趣。


文趣表现为语言风格文白兼用,通俗晓畅,娓娓道来。文章的行文自然浑成,自由亲切,意到言出,笔墨上极其轻松,潇洒自在,读之意趣横生。林语堂认为小品文不论表现什么内容,都应该用一种平和闲适、轻松的笔调去表现,应力避焦虑和粗糙。他总是用一种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认为文学作品也应表现出特有的美的味趣。在文章结构方面,这篇文章看上去拉拉杂杂,实则内在逻辑严密,有涉笔成趣之妙。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嬉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理趣体现为林语堂在其散文中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趣味。文章旁征博引,说服力强,乾隆、大禹、墨子、得道高僧、巴士特、李考克、袁宏道、顾凝远、米芾、黄公望、徐志摩等掌故或轶事,林语堂都能信手拈来,信笔点染,引发人们对于文化和人生的思考,既通俗生动,又深入精辟。在“闲适”“幽默”中体现出了冷峻的人生思考和圆熟的智慧。


 


 四、布置作业。


  课后读梁启超的《论趣味》,比较两篇文章在语言风格和观点上的异同,完成一篇读书笔记。


  


附:板书设计


 


林语堂


  


                 “名利”观                    学问、心知


                  “四事”观                


“排脱”难                    教育、读书


六、相关资料


林语堂散文的特点


 


     林语堂作文信手信腕,笔随意转,不见刻意经营,只见漫不经心。所以文章写得很散,常常是拉拉扯扯,纵笔真书。有的有主旨,很多是无主旨,只有一个谈话范围。时见旁枝逸出,或就一点漫漶开去,晕成一片,自成风景。灵感来时,下笔如飞,不假思索,更无暇斟字酌句,说得特别痛快淋漓之处,不成熟的观点有之,不准确的表达有之,算是白璧微瑕。常见思绪奔腾而来,给人汪洋态肆而天花缤纷的感觉,而在那肆流中到处是奇思妙想在闪闪烁烁。读他的一些文章,就像海中拾贝,不在乎把握全篇,将那些散落各处的好东西收拾起来就够了。这里要点在散而不破,杂而不芜,漫而不长。林语堂做到了。功力不足就难,郁达夫因而说中学生若取范本,还是叶绍钧那种“脚踏实地造次不苟”的散文为宜。(《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下)》)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上)》中说,现代散文可分为两类,一为感性的,一为赋得的。林语堂的散文属于前者。《罗素离婚》(《人间世》第十一期)从一则罗素离婚的新闻起笔,首先感慨道:“初想这位现代圣人,倒也有切身的痛苦。前听志摩讲,住在他家里时,看见他也曾发怒打小孩屁股。这在《教育与好生活》之作者及具有新教育理想倾家办私塾之伟人,倒很耐人寻味。”接着从罗素夫妇允许对方有短期外遇的古怪观念,联想到人们为补救婚姻不足所作的力不从心的努力,指出婚姻是个难题,引来耶稣、释迦、穆罕默德、苏格拉底和孔子。其中就孔子的话题大加发挥,写孔子对吃穿如何讲究,说服侍他太难,孔妻因此而改嫁的可能很大。转了一圈,这才回来,谈新式婚姻的弊端和离婚造成的男女实际上的不平等,认为中国旧时男子娶妾而保留妻在家庭中的主妇地位,反而在某种意义上维护了妇女的权利。但这问题也很多。总之,对女性而言,离婚不离婚都吃亏。这就是文章最后的结论,其实并无结论。《杂谈奥国》(《无所不谈》)后半部分因为“萨尔斯堡女人的腿真美”一句就跑了野马,丢开奥国,讨论美丑问题,讥诮以丑为美的毕加索,引出吴稚晖戏谑印象派的打油诗,自己又和了一首。有范围无主旨的好文章仍可举《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己纽约钓鱼》《己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尽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然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


     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嬉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


     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挟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挟”字最见精神。“挟”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挟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挟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


     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壁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壁德论文编成《白壁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关唯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


     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


     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节选自《论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鲁迅与林语堂小品文问题之争


 


周作人有一段话,是谈论浙江三百年来的文艺的:“近来三百年的文艺可以看出两种潮流……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淡,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词的犀利。”这是周作人对其家乡三百年来两种作家不同风格流派的概括:飘逸与深刻。二周当然也包括在内,周作人和鲁迅正是近三百年来浙江两类作家最后的两类代表。林语堂在散文理论与创作上基本上是追随周作人的,所以鲁迅和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论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两大散文流派、散文观念的冲突。


他们的分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对待文学创作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上,鲁迅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人生的记录”,文学家应该热烈地拥抱生活,使他的作品与广阔的社会、广大的民众紧密相连。林语堂提倡一种冷眼看世界的态度。由于目标的迷失,他不再去执着的探索;环境的险恶他可以用超然世外的态度同现实保持一段距离,摆脱世俗的纷扰,专注地体验自我小天地的生活乐趣。所以,他的创作总是和现实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文学应该反映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呢?鲁迅认为文学应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应该反映有益于社会人生的问题,应该进行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杂文有时确很象一种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他特别注重杂文应该有战斗的锋芒。他反对作家陶醉在个人感情的小天地里,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从茶与酒里玩味闲适和飘逸的雅趣。林语堂认为,对于小品文来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对于小品文的思想内容,林语堂持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只要是人的感情的真诚抒发,表现真实、自然的人性和人情,都可以称为是有价值的文章。林语堂也曾说过,小品文“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但是,他更偏爱的是反映知识分子情趣的小品文。


鲁迅特别注意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早年,他曾说过,他搞文艺的目的就是要“为人生,并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坚决反对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有人提倡专供有闲阶级消遣赏玩的“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认为这个时代,人们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所以鲁迅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但是,鲁迅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小品文的社会效果,一味地鼓动和说教,他十分重视文艺的特点和规律,要求杂文写得生动活泼,富有形象性和吸引力。他的作品中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是通过卓越的艺术性体现出来的。林语堂更强调的是文学的独立性、自由主义原则。他曾说过,文学不必做“政治之附庸”,“政治的丫环”。很简单,文学就是让人心情愉快。精神得到享受。如果说鲁迅的作品注重发掘中国人人性中的劣根性,以期通过疗救达到启国人之蒙的目的,那么林语堂更多是注重对人生、文化中的优美的赞颂,以期给人以优美的享受。


由于鲁迅的许多杂文是直接鞭挞黑暗的,所以比较尖锐泼辣。尤其是批判锋芒较强烈的作品,愤怒斥责,辛辣讽刺,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而鲁迅还有一部分抒情性的文章,充满了诗意、诗美和诗情。但不管他的哪类文章,都反映的是人生中严肃和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所以表现出深沉厚重及崇高的美学风格。他不喜欢小品文过分的纤细和精致,“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不必怎样精”、“用不着什么雅”。林语堂认为小品文不论表现什么内容,都应该用一种平和闲适、轻松的笔调去表现,应力避焦虑和粗糙。他总是用一种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认为文学作品也应表现出特有的美的味趣。周作人曾说过:“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种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林语堂也是赞同周作人这一观点的,他曾经说过小品文应给人们“增加生趣”,读后有一种“掩卷有味”的感觉。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国内战争此起彼伏,因此,人性、人生却带上了“阶级”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可以说“阶级性”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文学的主潮,任何人都不能绕过它而空谈这段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鲁迅是一个与大众融为一体,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以他的文学观有鲜明的时代性。他强调文学的批判功能、战斗性、社会功利性,反对抒写超阶级的“性灵”,描写超阶级的“人性”,都和那个时代有密切的关系。鲁迅的作品是反映那个时代主流的文学作品。但是从林语堂那一时期的创作看,缺乏时代感和社会历史性,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哀民生之多艰”与“叹国家之兴亡”的内容,所以在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一直被社会主流文学所冷落。


从纯粹的文学角度看,鲁迅和林语堂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散文风格,并无高下。他们的散文风格又以满足人们不同的美学需求和艺术趣味,两种风格更可以相得益彰。这正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收获。特别是阶级斗争相对弱化的今天,林语堂所倡导和创作的小品文,重新受到都市大众消费文化的普遍欢迎。


鲁迅和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论争,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同时还有更深的思想、人生观方面的原因,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散文两种观念的冲突。两派在论争中,相互批评了对方的时代局限、艺术风格的不足,在对立中互动、互补,对促进我国多种风格散文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节选罗淑芳《鲁迅与林语堂小品文问题之争》,《理论导刊》20008期)


 

《赤壁赋》教学内容与策略的选择及确定


《赤壁赋》教学内容与策略的选择及确定


 (东北师大附中第30届“百花奖”教学活动授课前的说课内容)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同仁,大家好!


下面就《赤壁赋》一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的选择与确定向各位汇报我的一些待完善的想法与做法。


教什么?怎么教?这是每个教师必须回答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找到真问题,使用笨方法。


真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我想大概有两个途径:一是基于对学情的充分调研,一是基于对文本进行所谓“裸读”而产生的观感,也就是在不参考任何资料的前提下厘清文本的内在逻辑,实现阅读者与经典文本的直观对话。两者的交集部分往往就是课堂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本课而言,客因何而悲?所悲者何?又因何而喜?苏子的话言简意赅,究竟采用了怎样的语言策略?文字背后的思想渊源是什么?常说《赤壁赋》包含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具体是如何体现的?文本究竟受三家思想的哪些具体学说影响?文本又是如何处理好义理和辞章之间的关系的?这些都是我和同学们阅读文本后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自然应该成为本课重点解决的真问题。


所谓笨方法,就是不讨巧,重实效,选择适宜文本的教学方法。《赤壁赋》一文的字面障碍不大,但赋体文特有的语言形式所含藏的情感以及文字背后蕴藉的思想,则是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基于对以上特点的把握,我们在教学起点的确定,教学策略的选择,教学行为的延展等方面做了如下安排:


教学起点的确定: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教师辅助答疑,协助学生扫清文字阅读障碍,指导学生密咏恬吟式诵读文本,达到熟读成诵的标准。学生对文本反复诵读、深入了解后所产生的问题则作为课堂重点研讨内容。


教学策略的选择:《赤壁赋》的义理和辞章可谓“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只能双挑,不可偏废。既要注重语言层面的文本细读能力的培养,又要注重利用文献开掘文字背后涉猎的思想文化资源。同时既要避免碎拆七宝楼台式的琐碎化的语言肢解,又要避免大而化之的泛人文主义倾向。“文本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的教学追问恰可作为研讨教学的切入点。国学大师黄侃先生说做学问要“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我想引导学生进行文本文字内证的同时,恰当引入相关文献外证,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文意,进而深入领会辞章之美是必要的途径。


教学行为的延展:把关于《赤壁赋》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并作为课后延展性作业,引导学生课后继续搜集资料,不断深化对经典文本的理解,。


各位来宾,孔夫子说“三十而立”,附中的百花奖教学活动已经三十届了,三十届来鹏抟豹变,百花奖早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而我马上也三十岁了,但在教学上还只是初窥门径,教育专家说:“教师的品味决定教学的品味”,基于这一点,我愿意不断提高个人的人生品味。谢谢!


 

观摩首届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引发的思考(二)

二、怎样把课上出语文味?


上出语文味的课才是好的语文课,这无可置疑,但如何上出语文味恐怕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应该在以下方面提高自己:

1、深入理解课文。这是上好一堂课的基础,更是上出语文味
的关键之处。语文课要干的事就是透过课文的文字表达来感受作者
的情怀。对课文理解的深度决定了课堂生成的高度。这里提到的深
入理解指的是不惟教参,求真务实。说求真务实并非是要完全否定
教参,教参和教材的编写肯定有不完满之处,固有之论相对于前沿
成果肯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对于一些定论也还有再认识的空
间和必要,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不是在大力倡导重写文学史吗?
皆因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左传》无达辞。”就是
这么个道理。要深入理解课文至少有两门功课要做,一是通典籍,
二是详训诂。通典籍三字简单,做起来要花大力气。张玉新先生在东
北师大附中教书的时候,要教鲁迅文章就通读了《鲁迅全集》,通
读《史记》才讲其中的选文。这就是通经典,有了这个功夫才不会
人与亦云,只眼须凭自主张,毕竟纷纷艺苑漫雌黄啊!所谓详训诂,
教材的注释偶硬伤,例如:
 
  在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实验必修教材1中,19
《荆轲刺秦王》的课下注释(26)说:中庶子,管理国君的车马
之类的官。不知道这条注释本于何典?中庶子并非是管理国君车
马的官,管理国君车马的官员在当时称为太仆。据《史记·蒙恬列传》
记载,秦始皇就曾任命赵高担任过太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
载:太仆,周官,秦因之,掌舆马,有丞(即属官,笔者注),
两人。太仆在秦以前就有,秦朝因袭设置了这一官职。太仆的属
官至今可以考证的只有中车府令一职,典籍中并没有中庶子是太仆
属官掌管车马的记载。
那么中庶子一官的权限是什么呢?《通典·职官十二》中记载:
者天子有庶子之官,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员。《仪礼·燕礼》
中有庶子,《战国策·韩策二》载:韩公叔与几瑟争国,中庶子
谓太子……”《新序·辨物篇》载:赵太子暴疾而死,扁鹊造宫门,
中庶子之好方者应之。可见中庶子一职也在秦朝以前就有设置。
《史记·商君列传》有这样的记载:卫鞅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
子。据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记载:(中庶子)《周礼·夏官》
谓之诸子,《礼记·文王世子》谓之庶子,掌公族也。中庶子
应该是掌管公族事物、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庶子之正于公族者,
教之以孝悌、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古者,庶子
之官治,则邦国有伦。《礼记·文王世子》里这两段记载可以佐证。

       汉承秦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子太傅、少傅,古官……秩二千石。属官有太子门大夫5人,庶子5人,洗马16人,舍人、太子中庶子、太子御骖乘、护太子家等,可知中庶子确无掌管车马之职。在秦、汉以后,中庶子一直是太子宫官,职掌侍从太子,与皇帝身边的侍从相似。南北朝时期仍称中庶子。隋代太子官署有门下、典书二坊,各设庶子,门下坊为左庶子,典书坊为右庶子。唐代改称左、右春坊,以比朝廷的门下、中书省,有左春坊左庶子与右春坊右庶子;高宗时一度改成左右中护,不久恢复旧称。后代沿置。清代无官署而仅留官名,并且官无职事,只用以备翰林官的迁转。清末废置。


在秦国作为公族贵胄的老师和侍从,在国君的眼里必然是有学问、有能力又忠实可靠的人,所以《荆轲刺秦王》中中庶子蒙嘉的进言才能奏效。教科书的注释恐是千虑一失,应当及时改正。


我们有责任作前驱求真理,为往圣继绝学。如果我们不下一番功夫,恐有贻害后学之讥,当然也就谈不上深入理解课文了。


2、不趋俗,不溢美。


个人认为最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本色课,是家常便饭式的课。张翼健先生曾经说过:


现在的语文教学中想如何教语文想得太多,有些老师在观摩课上搞的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太多,浪费学生时间与生命的东西太多。语文教学实实在在的,语文教学面对的是学生,我们必须在有效的时间内给学生以尽可能多的东西,如果老是搞形式主义、不讲实事求是、不讲效率、戕害学生生命的东西,你这个老师本身是没有作老师的资格。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学生是怎么学语文的,老师表演再好,有什么用?有相当多的老师,特别重视开头的导语,有的慷慨激昂的,有柔情万种的,有特别漂亮的,不就是表演自己吗?有相当多的观摩课,实际上不就是把学生当成教师表演的工具吗?天天喊以学生为本,原来喊以学生为主体,喊了多少年了;当我们高喊这堂课是以学生为本时,实际上还是在把学生当成表演的工具。我这个话并非瞎说,因为原来在我省听课时我就听过这样的课:老师上课,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亲切得不得了“孩子你太可爱了”、“孩子你太聪明了”,当时我正好担任教育学院副院长,课下经过刚刚上课老师的教师,往里一看,跟刚才上课的老师完全判若两人,在严厉地批评学生。


语文课堂最容易被异化,张玉新先生在首节全国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担任评委点评时说过,我们的一些男语文老师,尤其是东北的男语文老师,课堂表现有小品演员的倾向,一些女老师有节目主持人的倾向。田万隆先生在点评时也提到了我们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低幼化倾向。我想根子在趋俗。我们的课堂如果充斥着娱乐味,当然就不会有语文味了。语文老师在把课堂娱乐化的过程中必定会丧失自我,或者说正因为没有自我才贩卖低俗。课堂上的自我就体现为教师对课文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把握,不趋俗,不溢美。庄子说的好,最好的鞋是让你忘了脚的存在的那一双。不必一定要耐克或者阿迪达斯才叫好。


3、注重语文背景下的知识勾联。


语文能力的提高,如同禅宗的顿悟,但是顿悟一定是建立在渐悟的基础上的。语文课不能忽视知识的积累和拓展,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更要坚持语文背景下的知识勾联。不要因为它太常规就弃而不用。水没有什么味道,但谁都喝不够。


4、被我们形式化了的“知人论世”。


我们喜欢谈知人论世,但我们往往在课堂上把知人论世形式化了。比如老师用PPT(俗称“骗骗他”)展示一下作者简介,或者让学生课前作一点了解,课上念一念,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知人论世,知人是前提,3分钟就能知人,然后42分钟论世,岂非谬哉!或许翻过来更有价值。我们研究的是别人创作的作品,如果我们对作家只有个脸谱化的印象,那么我们的文本解读难免“尽着我之色彩”!也就真如西方接受美学论者所说的那样,“作者死了!”我们读苏子的《题西林壁》就谈认识论,这当然不错,但这是苏东坡写的,写在寺院墙上的,单纯谈苏子对人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不了解苏东坡的禅学修为,不了解他的“台阁山林元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的创作论,就不能说对这首诗中的求“真面目”即本来面目的禅意有所领略。老师应该在指导学生知人论世上下功夫,不要认为学生找了一点资料就足以知人论世了,因为学生对资料没有选择的能力,存在偶然和盲目。老师应该对作家有全面、细致、基于同情的了解并肯在课堂上花时间和力气知人论世,这是语文课的真实特点。不像理科,学公式就可以了,吃鸡蛋不必详究母鸡。


谨以杂感,就正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