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

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


——读宋君健先生《我看中国文化》


王  春 


      君健先生是我在大学时代就景仰的学者。先生的学问、气度在同学中有口皆碑,早有“本校最后的贵族老师”之誉。慕名选修了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课后,与先生课下交往机会渐多,深深叹服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在众人“偭规矩而改错”“竞周容以为度”的时代,不慕名利,一士谔谔,独擎公共知识分子大旗的情怀。顾炎武云:“士当以器识为先。”君健先生当得此论。


       命途多舛、穷且益坚的君健先生已年届花甲。结束了他42年教坛生涯之际,本可坐拥多年来集聚的雄厚办学资产,安享晚年。所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哪知先生更奋椽笔,继晷焚膏,为文化启蒙事业鼓与呼、奋而斗,为刷新民智鞠躬尽瘁、沥血呕心!摆在面前的这部辗转九家出版社、遭删削十万字乃得益出版的《我看中国文化》就是力证。


       大著并十一章兼附录。第一章“厘清中国的文化古籍”列文5篇,第二章“搜索中国古代社会的轨迹”列文8篇,第三章“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150年社会文化的主线”列文7篇,第四章“国学和中国文化的宏观思考”列文7篇,第五章“西学东渐中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与翻译”列文5篇,第六章“当代中国法制与伦理”列文3篇,第七章“社会人物的命运和文化归宿”列文5篇,第八章“当代社会经济忧思录”列文4章,第九章“中国教育忧思录”列文7篇,第十章“国人的国际视野有待矫正”列文11篇,第十一章“王权和等级文化传统导致当代社会的民风庸俗和消费失宜”列文6篇,附录列文6篇。先生开博以来,我陆续拜读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今番披览大著,犹然启发良多。个人所激赏者,如第一章中《论中国历代诗文和学者的官学身份和特征》一文,第二章中《唐朝是中国极盛时代的否正》、《我国文化的“中体”主要是清朝的文化传统》、《避讳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劣根性》,第四章中的《引擎,还是货载?》,第六章的《立法,从政治宣誓到考量失度》,第八章的《国人行路与日用的高价迷局》,第十一章《迷信风水,社会消费心理反科学》等篇。第三章、五章、七章、九章、十章犹为熠熠夺目。真有发覆前人,拨云见日之感。个人以为是先生学问精华中的精华。先生文章俱在,诸公自可览鉴!


      中国文化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别,“大传统”指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小传统”主要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包括民间宗教、民间艺术、民间习俗等等。“小传统”跟“大传统”的关系,是“大传统”借助于“小传统”才能形成社会的文化辐射面,而“小传统”因为有了“大传统”的导引,才能使得文化精神得到提升。五四诸贤的文化革新主要针对“大传统”的改造,十年浩劫则将“小传统”彻底荡平。经历了极左思潮涤荡的中国文化刚刚挣扎着爬上河岸,还没有来得及喘息,充满着解构魔力的市场化浪潮又席卷而来。中国文化一时无险可守,无物可恃。结果公众道德的底线变成了前线,礼崩乐坏、道丧学绝也就不足为奇了。心病还须心药医,当下社会不缺少学者,我们欠缺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公共思想资源不是正多而是太少!然而在诸神狂舞、娱乐至死的年代里,谁还愿意背负着十字架铿然前行?谁愿意做寂寞的先知且受铁屋子里懵懂群氓的热讽冷嘲?君健先生的大著已然给出了答案。思考是勇气,坚持独立思考是勇毅。君健先生的文化情怀必将植根于竹帛,纵有尘封冰覆,万山不许,也终会破土生花,清溪堂堂。


      先生的大著惠赠我数部,我择一部送给了我校一位成绩优异的数学奥赛班的孩子。同事朱尊尊博士告诉我,她上班时看到那位同学在凛冽的寒风中边走边读,不忍释卷。我们的一致看法是这是文化情怀的魅力!


      被梁任公赞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观云有《久思》一篇:“久思词笔换兜鍪,浩荡雄姿不可收。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异代不同时,但论情怀神峻则一也。


                                                                                                                                    2010年12月2日


                                                                                                                                   于吉林大学牡丹园

项羽评价的错位

      今日参加长春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阶段总结课堂观摩活动,听了长春市两位女教师执教的选修教材《项羽之死》。两堂课的优点不详述了,共同存在的问题倒可一提,那就是对项羽的评价存在错位。课堂上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一致认为项羽不过乌江就是有情有义有耻的表现。问题是我们对政治人物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对于政治人物评价标准是要采用庙堂标准还是江湖标准?项羽不是项羽一个人的项羽,他是西楚国政治集团的项羽,他的惊天一刎难道用有情有义有耻可以一言蔽之,盖棺论定吗?我们用驴的标准来评价马,本质上就是造神。

    我校负责人薄景昕博士在点评发言中对细读文本与语文教学的文学性问题作了理论阐释,省实验中学的卢军良老师、东北师大附中的孙立权老师点评发言亦精彩。

“曲高和寡”正诂

“曲高和寡”正诂


 


 


晋人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中载:“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闻与?始而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万人;中而曰《阳阿》《采菱》,国中属而和之者数百人,既而曰《阳春》《白雪》《朝日》《鱼离》,国中属而和之者不至十人;含商吐角,绝节赴曲,国中属而和之者不至三人矣。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也。”


梁萧统《文选》所录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曲高和寡本是宋玉辩难之词,通过对楚国崇尚“美和”民风的演绎来说明自己是士之圣者。今人对楚国尚“美和”的民风以及战国尚高歌的风习不甚了解,把曲高和寡理解成曲调高雅能跟着唱的人就少,比喻知音难得。后也以曲高和寡比喻言论或作品不通俗,能理解的人不多。实则是对曲高和寡本意的曲解,和寡是因为曲高,而并非因为曲高雅。


战国尚高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清徵”乃是高音,学歌者要具备能唱出清徵的音准条件才有资格受教。《战国策•燕策三》中所记易水诀别一段“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变徵”就是“清徵”,那种透着悲凉底色的高音调式,一曲唱罢,才能断人肝肠!


楚人尚“美和”,喜高歌。《淮南子•说山》有云:“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高诱注曰:“《阳阿》、《采菱》,乐曲之和声。”两首楚歌足可见楚人对“美和”这种和歌形式的倾注之深与贡献之大。陈本礼《屈辞精义》说:“‘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覡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众和者。”“一巫倡而众和”与《襄阳耆旧记》、《对楚王问》中所描绘的一唱众和的场景都是楚人尚“美和”的生动体现。正如《招魂》中所写的那样,“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阳阿)》些。”同列国风习一样,楚人也尚高音。《大招》中有“四上竞气,极声变只。”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说:“四上,谓声之上者有四,谓代、秦、郑、卫之鸣竽也,伏戏之《驾辩》也,楚之《劳商》也,赵之箫也。”洪氏认为四国的竽曲和伴歌、传为伏羲创作的瑟曲《驾辩》、楚国的《劳商》之歌、赵国的箫歌是战国当时著名的四大高音作品,因为演唱时必须要做到“竞气”、“极声”,才能完美演绎。清人毛奇龄的《竟山乐录》中写道:“‘四上竞气,极声变只’者,言宫声由商而争上,至极而变,则四清声生焉,盖五声之上,又加四声为九变,即变声也。”变声亦称清声,高音之意。毛氏认为“四上竞气”是指用宫商角徵羽五音的高音加上变徵、变羽等四个清声共九个高音来演唱歌曲。虽然两家对于“四上”的训解不同,但在辞句所写系高音演唱这一点上并无异议。《招魂》中有“宫廷震惊,发《激楚》些”的句子。王逸注:“激,清声也。”据黄翔鹏的《释楚商》考证,激楚之音乃清商之音,随县擂墩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音域,高音为宫,低音为商,楚乐以商音为主,类同穆钟的商音,其音急疾凄苦,所以取名激楚。《文选》卷一八成公绥《啸赋》中就有“收激楚之哀荒”的句子,卷二一虞羲《咏霍将军北伐》中就有“未穷激楚乐,已见高台倾”的句子。楚人尚高音,常为后世称引。


明了楚国重美和、尚高音的风习,我们再来读《襄阳耆旧记》、《对楚王问》中的引文,“既而曰《阳春》、《白雪》、《朝日》、《鱼离》,国中属而和之者不至十人;含商吐角,绝节赴曲,国中属而和之者不至三人矣。”“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绝节是指箫、竽等管乐器都被吹到了最高音,才能与歌者含商吐角的高歌相映衬,含商吐角,绝节赴曲”并非比《阳春》《白雪》《朝日》《鱼离》还要高雅,因为歌者音域宽广,不断长调门,限于生理条件,能唱和的自然寥若晨星。“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也是同样的道理。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的透彻不过:“白雪调高和寡,在宋玉以来,迄及千祀,未能歌白雪者。”另据闻一多先生在《乐府诗笺》中考证,“下里”就是“蒿里”。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下里》是与《薤露》齐名的一首古老挽歌,看来也自无雅俗高下之别。综观文意,《阳阿》、《薤露》并不比《下里》《巴人》高雅,也不比《阳春》、《白雪》低俗,三国魏人阮瑀的《筝赋》中说:“曲高和寡,妙伎难工。”和寡的原因是曲高,是歌者演唱技艺的巧妙绝伦。唐人欧阳衮的《听郢客歌阳春白雪》诗云:“连连贯珠并,袅袅遏云频。”真可谓文题交辉、曲尽其妙,说出了曲高和寡的真意。

《西游》官场真故事

《西游》官场真故事


 


细读了《西游记》才发现原来它才是传世最早的、至今仍然有经典意义的官场小说的开山之作。明代的大哲学家李贽在《〈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总批》中说《西游记》是“游戏中暗传密谛”,我看书中对官场规则地描述便是他的不传密谛之一。


官场人物


看《西游记》是官场小说,我们且从这五个人宦海沉浮的历史说起。


先说唐僧,他本是如来佛祖的二徒弟金蝉子,因为听佛祖讲经时打瞌睡怠慢了佛法,如来碍于制度才不得不派他下界。唐僧属于年度测评不合格人员,被下放基层挂职锻炼。当时亲自送观音下基层挂职锻炼的领导同志是观音菩萨,最后来基层考察唐僧德、能、勤、绩的还是观音大士。观音是如来最器重的弟子,是第二梯队的一号人物,在西天的位置炙手可热,基层对她的呼声也很高,是未来西天的主要领导者。地方上的同志对这一安排自然是有所领会的,对唐僧的底盘也摸的十分清楚,当然不会慢待,被唐玄宗奉若神明。作为唐僧的老领导,如来还是肯给老部下压担子、树典型的。由于工作实际地需要,西天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办事机构——“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由唐僧任主任,虽然是临时部门,但它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西天对这一工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由如来佛祖亲自担任组长,玉皇大帝任顾问,观音菩萨任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主持全面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专题会议,并将会议的有关精神、决议以文件形式下发,要求从西天到地方都要严格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执行会议决议,配合唐僧同志开展好工作。最后由于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得到了西天的高度肯定,唐僧再次回到西天,走上了旃檀功德佛的新的领导岗位,抓起了意识形态工作。


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孙悟空是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在花果山主持工作期间,该山的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花果山的GDP增长迅速,兄弟山头的负责同志牛魔王等纷纷率团前来考察,并结成了兄弟单位。孙悟空同志非常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在主持花果山工作期间还远赴海外考察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并攻读了海外著名学者菩提祖师的研究生,获得了变化学博士学位。由于花果山与天庭垂直管理单位东海龙宫、阴曹地府发生财务纠纷和武力冲突,经过多方调节最后灵霄殿决定上调孙悟空来天庭工作,孙悟空经过政治博弈终于被提拔为齐天大圣,级别虽高却无实际权利。孙悟空对灵霄殿的决议渐生不满,酒后与最高领导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导致举世瞩目的蟠桃大会没能如期举行,孙悟空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政治处分,被规定在五指山下交代问题,悔过反省。但鉴于孙悟空天父地母的特殊政治背景和公认的领导才干,考虑到孙悟空是天庭为数不多的年轻的、高学历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经如来佛祖首肯,观音特别推荐,孙悟空终于担任了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在新的工作岗位,孙悟空能够把握机会,灵活处理与西天、天庭的关系,在调查和处理涉及西天和天庭的部分领导干部渎职、纵容下属等问题时,有大局观,手法灵活,工作到位;处理地方黑恶势力、扫黄打非、整治村匪路霸决不手软。得到了方方面面普遍地肯定。西天鉴于孙悟空同志的特殊贡献,决定提拔任用,到西天担任斗战胜佛的重要领导职务,主抓政法工作。


猪八戒原任天蓬元帅,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严重被下派到福陵山云栈洞,在地方工作期间仍然旧习不改,在处理男女问题上影响很坏。后来承蒙观音菩萨关照,给猪八戒更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抽调到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在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期间,他从内心里不服比自己出道晚、错误更严重的孙悟空在自己头上指手画脚,所以工作热情不高还经常懈怠公务以示抗议,但由于和一把手唐僧的关系处理得当,很受唐僧赏识,最后升任西天净坛使者一职,这是西天主管财政收入的一大肥缺,掌握了财政收支的猪八戒也最受佛祖重视。


沙和尚原来在玉皇大帝身边担任过卷帘大将,由于打破了琉璃盏犯有渎职罪被降级使用,在流沙河这样经济落后地区工作。走了观音菩萨的门路调离流沙河来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负责后勤工作。沙和尚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但在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期间,善于处理同正、副领导的关系,也能正确对待未担任领导职务但来办工作时间较长的同事猪八戒的关系,最后担任了西天金身罗汉的职务,从事调研员工作。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成功,足以说明处理好同领导与同事的关系的重要性。


小白龙是西海龙王的儿子,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由于在天庭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纵火,触犯了刑律,多亏观音出面,办理了取保候审,才免于刑事追究。小白龙来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报到后,行事低调,专任唐僧的坐驾,始终坚持为领导多服务、服好务的工作原则,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解散后小白龙也彻底恢复了自由身份和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加封为“八部天龙”,成为了如来佛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于年轻干部来说是很有前途的。


官场春秋


再从工作成绩来看,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成立以来,共处理各类刑事案件79件次(两界山遇虎、通天河落水不算)对长安至西天路段的车匪路霸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对沿线地区进行了综合治理,震撼人妖两界。先后打掉了两界山地区以“眼看喜”为首的六人犯罪团伙、黑风山扒窃团伙、在黄风岭抓获了西天通缉的在逃犯罪分子黄风怪、教养了少年犯红孩儿、铲除了黑河妖精、智破了车迟国邪教案件、打击了在通天河地区盘踞收取保护费的红毛鲤鱼精、击毙了罪大恶极的、曾经攻击过西天最高领导人、犯有盗窃、行凶、妨害国家安全、强奸未遂等多种犯罪事实,长期盘踞在敌毒山琵琶洞的蝎子精并顺便铲除了女儿国边境地区的三十多人黑恶势力团伙。在如何处理女儿国地区这两起涉及人妖不同性质刑事案件的问题上,唐僧坚持认为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群众内部矛盾,认为孙悟空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量刑过重。正副领导之间继处理白骨精问题之后再次产生了意见分歧。孙悟空大闹情绪,跑到普陀山向观音汇报工作,三界对孙悟空和唐僧闹矛盾的种种负面消息层出不穷,诸如孙悟空和唐僧大打出手、要搞倒唐僧取而代之等等小道消息不断。最后还是如来在会议上辟谣,观音出面做工作,唐僧和孙悟空再度联手,尽弃前嫌,使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提升了凝聚力。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保持佛家弟子纯洁性教育等活动,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得到了空前加强。在后一段的工作中,一方面加大了对小雷音、朱紫国、狮陀国、比丘国、无底洞、玉华州、金平府、天竺国等八件涉及西天和灵霄殿高层、影响相当恶劣的、包含抢劫、杀人、流氓、非法拘禁等犯罪形式的重大、特大案件的处理力度。由于先前在处理奎木狼、金角银角、观音坐骑金毛吼等类似案件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决定成立由唐僧任顾问孙悟空任组长的大案要案办理组,加大调查力度,加强与涉案人员在西天和灵霄殿的直系亲属和原单位主管领导的联系,争取得到最大的谅解和支持。另一方面作好地方安抚工作,努力化解矛盾,做到有理、有力、有节,识大体、顾大局,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肯定。


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除了处理大量影响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刑事案件之外,还在唐僧的带领下,先后在五庄观和朱紫国进行了科研立项,充分发挥了当地的资源优势,分别进行了果树增产增收和抗倒伏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在朱紫国开展了中草药成药生产加工基地的工业园区建设。为地方经济的增长探索出了新路,作出了巨大贡献。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在唐僧的带领下,通过联合执法和说服教育,关闭了以火焰山为代表的一批污染企业。通过奔走灵霄殿各主管部门终于解决了凤仙郡的供水问题,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官场秘诀


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的成功运做引起了三界的广泛关注。西天、灵霄殿和基层部门的工作人员认真分析了原西天扶贫开发扫黄打非严肃作风纪律稳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一批年轻干部的成功之路,对他们取得的西天真经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高度概括,终于得出了成功秘诀:


年龄是个宝,学历不可少。


关系最重要,能力做参考。


南无阿弥陀佛。

一种悄无声息的遍布——浅赏几首唐诗中“桥”意象的美学内涵

 

一种悄无声息的遍布


       ——浅赏几首唐诗中意象的美学内涵


 


唐诗的世界是一个兴象玲珑的世界,是它色彩缤纷的意象群当中的一支名芳。今人写诗一桥飞架南北,正是本于桥在现实生活中起着联系、沟通的作用,所以意象在诗歌中的美学内涵仍然是其在现实生活中意义的延伸。


在诗词、国画等传统艺术形式中,桥的存在作用在于点明了有人的活动,这在以追求生动性灵自然的人化为重要美学标准的华夏美学的审美架构中是犹为重要的。小桥流水平沙的图景为历代读者所钟爱和玩味。这三种平淡无奇的景致,通过有机的组合构成了一幅充溢着审美张力的画面。小桥的加入使流水平沙的内涵在审美意义上有了提升,不再仅仅局限于自然的山水,更是眼中之山水、心中之山水了。小桥意象的幽眇淡远,是因为作为一种负载着情感沟通内涵的意象,有着连通彼此、今昔、心灵、情感、理想与现实的美学意义。


佛家以人生八苦来概括世间的不完美,其中就有求不得爱别离种种,用来说明人生的聚散无常和身处其中的无可奈何是极为恰当的。的意象往往就出现在赠别、相思一类的诗中,但历代评家大都只把它看作诗人的景物拼图的材料之一,通常把注意力放在景语之外的情语上,或者根本就忽略了作为景语话语能力,更何况一切景语皆情语意象在诗歌中起到的作用其实是堪称广大的。在惜别和怀思的情感背景中,的出现无疑寄托着诗人强烈地沟通、慰藉欲求和对天涯若比邻式的近乎呵护状态的理想沟通程度的渴望。雍陶在《题情尽桥》中写道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正是用分离时的无限别情编织成了一座架在友人心灵之间的折柳桥。在这里别意离愁绾相思与浦边柳傍的石桥交融成为了一体,不可拆分。女道士鱼玄机的《江陵愁望有寄》中更是把江桥黄昏下的相思写到了极致。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黄昏下的江桥在水波中留下顾盼的身影,恰似那诗人月下摇曳的相思,那江桥掩映的不光是迟暮里的归帆,更是对迟迟未归的远人阒寂无言的守望。暮帆引发了诗人一个关于远方的思念,而横亘在日思夜念这道烦恼中流之上的,正是掩映着淡淡羞怨和潺潺懊恼的巨大而强烈的对于情感沟通的渴望,是你在他乡还好吗?,是但愿君心似我心。刘禹锡的《杨柳枝词》中有一首诗写桥并千古闻名,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这板桥旧物却牵引着二十年的魂梦。流光容易把人抛,只有当年的石板桥依然故我,我在这头,而在板桥那畔,联接的是当年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的美不胜收?还是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的铭心刻骨?抑或是但愿不相见,使我常相念的多情的决然!春江一曲流走了二十个年头,刘郎已隔蓬山远了,岁月能改变一切,婉转娥眉,须臾鹤发,但不能更改的是莫、莫、莫、难、难、难的有所思了。二十年前旧板桥,从诗豪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铺开,走进了桥上美人和异代不同时的读者情感的最深处。霜桥寂寂,沟通联接着彼此、今昔、理想与现实的太多况味。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鱼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桃花溪》)张旭的隐隐飞桥连着他心中的世外桃源。澧水桥西小路斜,日高犹未到君家。村园门巷多相似,处处春风枳壳花。(《访城西友人别墅》)雍陶在澧水桥西的处处衣冠简朴古风存中迷了路。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庭中栀子花。(《雨过山村》)王建的竹溪板桥看护着他的田园梦想。桥的另一端连着涩涩的甜美,同时也连着簌簌的悲伤。温庭筠在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中又踏上了只能离故乡更远的路;白居易多少次路过蓝桥和它边上的驿站呢,都会想起垂死病中惊坐起的老友元稹,必定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作为诗歌当中出现的一种意象,绝非是诗人可有可无的景致点缀,而是拓宽诗歌审美范畴、深化诗歌美学内涵的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元素。千百年了,每个人的面前仍然还都留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段桥,只是有人独立小桥风满袖、有人回首烟波十四桥、有人伤心桥下春波绿、有人踏过樱花第几桥,它们从此岸到彼岸,联系着多少人的魂与梦、肉与灵、理想与奋斗、出世和入世、不朽和庸常!


    在唐诗的美学世界中,每一座桥都通往一个五味杂陈的梦,每一座桥都生动地标注着一段体例完备的心史。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上,远近横斜的那一座座桥,都是如此的从容与赫然。唐诗是中华神州的一帧清绝的山水,而流水平沙之上的那一座丹青点染的小桥,却早已经悄无声息地美轮美奂了千年。

漫说俗语“绿头巾”

漫说俗语“绿头巾”  


不同的文化必然体现出不同的民俗,民俗又往往赋予语言独特的文化意蕴。今天要说的“绿头巾”一词,它的特殊含义的形成就有很长的历史。


“绿头巾”也称“绿帽子”,古称“绿巾头”,在元代是写入典章制度,有“法定”意味的特殊服饰,为贱人之服。据元代典章记载“至元(勿必烈年号)五年,准中书省箚,娼妓穿着紫皂衫子,戴角冠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里裹青头巾。”元代社会等级森严,用国家法令的方式规定娼妓及其亲属男子的衣装颜色,此一举措,具有深刻的歧视和轻侮意味。这条制度在明代也得以延续。其实在元代裹绿巾的男子不只是“娼家男子”,元末倡优戏子也在其中。据清人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元顺帝纪》载“五年十月,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得戴笠,乘马。”男戏子裹青巾,倡女着紫衣,是元顺帝对前代制度的延续和修订。规定娼家男子和男戏子都必须裹绿头巾,就是为了表露他们的身份,以别贵贱。世传元代“七倡、八妓、九儒、十丐”,说法虽然不准确,但他们地位的卑下则是真实的。元人赵孟《松雪斋集》论曲云:“院本娼夫之词,名曰‘绿头巾词’,虽有绝佳者不得并称乐府。”“绿头巾”已不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制度层面的歧视,已经深入成为一种道德文化层面的歧视,成为社会集体共同认可的偏见,关系到人格、家声、族望,是最屈辱卑贱的代称。它作为社会地位的卑贱代指,更被看成是道德和名誉的屈辱标签,最终淤结成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玩世笑柄和隐痛伤痂!对于别人的屈辱,作为看客,津津乐道、幸灾乐祸;对于自家的屈辱,作为当事人,就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生活在社会负面舆论的阴霾下难见天日。“绿帽子”是生存在民族文化心理背景下道德与人性相纠缠的伦理悖论。


以绿为贱,以绿为辱最早并不是从元代开始的。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绿巾裹头,以别贵贱”,如果所述可靠,以绿为贱,便可推至春秋时代,但明人笔记往往鲁莽成文,该书又以所录多谬而颇受指摘,书中采掇庞杂又往往不详检出处,所以胡朴安氏的《俗语典》就认为“七修说竟无从检覆,其燕说哉!”恐怕是郢书燕说,不足为训。在文献中,最早能见的书证是《汉书东方朔传》,“董偃绿帻,傅随鞲,随公主前,伏殿下。”颜师古注“绿巾,贱人之服也。”可见绿头巾有卑污之意由来已古。因为西汉窦太后的女儿馆陶公主寡居,后来私幸董偃,所以董偃犯了“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 的罪过。更为严重的是此风一开便不好收拾,“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董偃开了一个糟糕的先例,被抓了典型,并且成为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古代第一个戴“绿头巾”的男人。但是董偃的绿头巾与今义又是有些差异的。绿头巾今义的形成应该在元明两代,元明之际,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二《浙西风俗》中说:“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红杏出墙已经不再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年代里的骇人听闻,反而在道德伦理的薄弱时段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心向往之,明清世情小说的风行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发生在中国中世纪的这股人性解放暗潮已经冲出了早已烂熟、令人窒息封建礼教的堤坝。《七修类稿》载“今(明,笔者注)吴中人谓人妻有淫行,为绿巾头”。郎瑛的这部笔记,言古多有谬误,言时事则当确凿,明代时“绿头巾”的含义已经定格与今义相同了。

唐诗“知己” 闲诂

唐诗“知己”闲诂


 


   《全唐诗》中诗句内容涉及“知己”两个字的总计237首,诗题中有“呈知己”字样的诗篇72首,而同类题材的“呈某某”(多是官衔)的唐诗的数量更是蔚为大观。除了这72首“行卷”之作,另237篇诗作或是感叹怀才不遇、伯乐难逢,或是劝勉朋友要待价而沽、静候知己,或是和高官、座主应答唱和的作品。


这种现象与唐代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唐代的社会风气,凡是应进士举的读书人,常常将自己的作品送给朝官中有文学声望的人去看,希望他们给自己宣扬名誉,甚至推荐给主考官,这就是唐代进士考试的“通榜”制度。正因为唐代的辞赋科考试可以事先公开推荐,并且往往发生效力,所以奖励推荐者就是参加进士考试者的“知己”。这里称呼为“知己”,是专门对这一特定关系而言的,而并无后来意义地泛化。张九龄《荆州作二首》中的“士伸在知己,已况仕于君。”《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平生殉知己,穷达与君论。”郭震的《寄刘校书》中“才微易向风尘老,身贱难酬知己恩。”周万的《送沈芳谒李观察仕进》中“犹闻有知己,此去不徒然。”萧颖士的《仰答韦司业垂访五首》中“士贫乏知己,安得成所好。”孟浩然的《陪张丞相登嵩阳楼》中“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田园作》“乡曲乏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高适的《睢阳酬别畅大判官》“吾友遇知己,策名逢圣朝。”《田家归望》“出门何所见,春色满平芜。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等诗句都意在表达没有知己提携难以跻身仕途一展抱负的无奈和不甘平淡的强烈的期待。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更是写知己的名句。


王勃因幼年聪慧异常,六岁能作文,十五岁被地方作为神童推荐给朝廷,拜为朝散郎。王勃由于年龄较小,与宦场中人交往,每每自谦。杜少府姓名无可考,少府是县尉的敬称,是主管地方治安的副县级官员。王勃称之为知己,实属礼敬之辞,兼申朋友之宜。高适自小家境贫寒,《旧唐书》记载他“少落魄,不治生事”,二十岁入长安求仕,三十一岁时北上蓟门,寻求进身之路,均未获成功。此后又漫游梁宋、吴越、齐赵一代,过了一段“混迹渔樵”的贫困生活。《别董大》一共有两首,当时高适还未脱穷困,在送别董大的第二首诗中写到“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但他对自己的前途并不灰心,所以对琴师董庭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临歧壮别,也正是此老的自勉之词!高适高达夫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知己”,最后高官得做,春风马蹄,昔日的龌龊也就不必提及了。


如今“知己”、“粉丝”满天下,“知己”本意,已不大为人所知了。

也说徐志摩名字的由来

也说徐志摩名字的由来


徐志摩原名徐章垿,小字幼申。浙江海宁人。海宁徐家世代书香,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在清朝的时候待选中书科中书,后来办商业蜚声浙江。徐志摩原来的名字徐章垿是根据徐氏族谱排定命名的,小字幼申自然和其父亲的名字申如有关了,幼申就是小申如的意思。至于后来改叫志摩倒还有一个小故事了。


徐申如在徐志摩小的时候,曾经请了一位法号志恢的和尚给志摩摩骨算命,志恢和尚说:“徐家少爷骨相清奇,日后必成大器!”父亲非常高兴,就将儿子的名字改为志摩,来纪念这件事,也寄希望给儿子,希望他日后能够官运亨通、修德成器。


对于徐志摩的名字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志在摩诘”。摩诘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字,“志在摩诘”的说法无非是说父亲希望徐志摩能够成为王维一样的大诗人,这种说法恐无根据。徐申如一直希望儿子能够在政界有所发展,按照父亲的意愿,徐志摩1915年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法科读书,19188月去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政治,获硕士学位。19209月,赴英国伦敦剑桥大学继续学习政治学。后来徐志摩放弃政治,成为诗人,还让这位徐志摩的老父亲、金庸的亲舅舅徐申如老先生大为光火!所以“志在摩诘”一说恐非实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