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放歌纵青春


白日放歌纵青春


——“青春作伴好还乡”别解


 


杜甫的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大多数注家把“青春”解释为“春天”,影响较大的《唐诗鉴赏辞典》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都持这一说法。笔者以为这种解释是不合原诗意旨的。


检索《全唐诗》共有200余首内容涉及“青春”的诗篇。笔者将这些诗篇中“青春”的用法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指美好的时光,也指春天。例如孟郊《折杨柳》中有“青春有定节,离别无定时。”刘贺《苦寒行》中有“岁暮寒益壮,青春安得归。”崔涂《幽兰》中有“白露沾长早,青春每到迟。”李贺《将进酒》中有“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等。第二种是指年轻人,好年华,也指年轻貌美的女子。例如鲍君徽《惜花吟》中“枝上花,花下人,可怜颜色俱青春。”楮亮《伤始平李少府正己》“谁能免玄夜,惜尔正青春。”李白《江夏行》中“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屈同仙《乌江女》中“青春犹未嫁,红粉旧来娼”等。第三种是指美酒,杜诗“青春作伴好还乡”中的“青春”就是指美酒。“春”为酒的一种,李商隐《无题》诗中有“隔座送钩春酒暖”,唐人也喜欢以春呼酒,李白在《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诗中就写道“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春芳”就是芳香的美酒。司空图的《诗品·典雅》中也有“玉壶买春,赏雨茆屋”的句子,这里的“买春”就是买酒。这种以春呼酒的习惯在当代也还有延续,例如一些名酒剑南春、巴陵春、洞庭春等就是因为这种习惯而得名并至今沿用的。在唐诗中以“青春”代指美酒也是诗家惯用。例如,罗邺的《下第》有“谩把青春酒一杯,愁襟未信酒能开。”白居易的《病中答招饮者》有“顾我镜中悲白发,尽君花下醉青春。”吕温在《江陵酒中留别坐客》有“寻常纵恣倚青春,不契心期便不亲。”等等都是以“青春”代美酒,或许“青春”本身就是唐代美酒界的一个著名品牌。


以“青春”代指美酒也符合杜甫这首律诗的具体情境。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上句说只有放歌纵酒才能表达听闻官军收复失地的喜悦心情,下句诗写的是在回乡的路途上一路的好心情若无美酒陪伴又何以尽兴?两句诗形成了一副严整的流水对,在工稳之中又能灵活自然,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晚年杜甫在获悉官军收复了失地,自己又有机会北归寻求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之时的喜出望外的心情!


白日放歌纵青春,人们似乎习惯认为杜甫总是愁苦悲切的,然而在这首老杜的“平生第一快诗”中,他痛饮狂歌的豪情真是不让谪仙啊!这里的“青春”应该作美酒理解,才更符合该诗的意境。

两首容易误读节令的唐诗

两首容易误读节令的唐诗


 


唐诗中有这样两首诗:一首是写初春景物的,却总是被误认为描写的是秋天景象;另一首吟咏的是秋天的景物,但往往被当作描写春天景物的佳作。前面一首是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后面一首是王维的《相思》。


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共有八句。“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梦满回塘。”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是千古传诵的名句,也正因为这一句有一个霜字,所以该诗往往被误认为描写的是深秋清晨的景象:茅店鸡鸣,板桥霜降,行人在冷清的乡间小路上行进,行旅之苦,思乡之情可谓不言而喻。但仅凭一个霜字就断定节令为深秋是不可靠的。其实颈联“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已经暗自点明了时令。《辞海》中说“此叶(槲叶)冬日存留枝上,至翌年嫩芽将发舒时而脱落,四五月倾,花与新叶共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写到:“(枳树)春开白花,至秋成实。”枳树是春天开花,槲树是春天落叶,就可证明,“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描写的是早春清晨景色,所以不应当把《商山早行》看成是描写秋晨的作品。


王维的《相思》流传广泛。“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中已明确点出春天,所以自然被看成描写春天景物的名篇。其实不然。“春来发几枝”实际上是版本流传过程中形成的谬误。在《全唐诗》及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中,王维《相思》诗此一句原本写作“秋来发几枝”。一“春”一“秋”,相隔一个季度,就植物栽培学言,可不是一件小事。在清代陈淏子的《花镜》卷三中写红豆树“秋间发花,一穗千蕊”,“来春三月,则荚枯子老,内生小豆,鲜红坚实,永久不坏”。秋季发花,春季结果,也就是说,《相思》所描写的并非是春机盎然。

匹夫荆轲

匹夫荆轲


 


    自打司马迁把荆轲写进《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这一力抗强暴、殒身不恤、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形象就得以广泛流传。然而,在我眼中荆轲是算不得英雄的,徒有匹夫之勇,断无英雄才略。荆轲的失败也自有其性格因素。


    荆轲之败第一就败在他的赌徒心态。刺秦行动的失败,从组织实施的角度来看有两大疏失:一是方案失精,二是人手失当。而贯穿其中的就是荆轲的赌徒心态。先说方案失精。按太子丹的预谋,刺秦的上策是劫持秦王,要挟他归还侵略诸侯的土地,下策是刺杀秦王,造成秦国内乱,燕国就有机可乘。但如果目标不能实现必将迅速招来覆灭之祸。这样事关存亡的重大行动,主谋荆轲并没有做到精密策划。虽然在取信秦王的问题上做了安排,但对于围绕实现太子丹的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后续的配套行动却未做打算。也就是说,刺秦行动只是一套虎头蛇尾的计划,更谈不上精心策划,反复论证了。再说人手失当。刺秦行动原计划有三人共同实施。荆轲本来是约了一个人一同前往的,加上太子丹派来的秦舞阳,一行三人。《战国策》说:“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顷之未发。”完成刺秦行动,无疑需要得力的人手配备,万事具备,才能发雷霆一击,否则轻率行动只能自取灭亡,搅乱大事。我想这应该是荆轲迟迟不出发的原因。太子丹急于求成,对荆轲的按兵不动有微词,实际上是他政治上不成熟、谋事草率的表现,荆轲就应该坚持正确的意见,正所谓“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一切都应以确保行动成功为取舍。而荆轲却意气用事,呵斥太子并草率出发,“终已不顾”。由于人手配置缺失,加上秦舞阳选派失当,导致荆轲在无计划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终于失败。荆轲在方案失精和人手失当的情况下便贸然行动,把燕国的前途和太子丹、樊於期并他自己的人头当赌注,将刺秦看成一场豪赌,把成功寄托于偶然性,最终导致了满盘皆输的悲剧收场。


    荆轲之败还败在他的小人嘴脸。《战国策》记载:“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太子丹对荆轲奉若神明,提供了燕国最好的物质条件给荆轲,来满足他的私欲。若按《史记·刺客列传》中前辈刺客豫让的话说,应当“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了。但荆轲对太子却大声呵斥,对刺秦行动不尽心尽责,视同儿戏,毫无“职业道德”可言,这是他的一张小人嘴脸。行刺不成,将死之际,荆轲的小人嘴脸更是全部暴露。且看《战国策》记载:“轲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荆轲却还在撒谎。荆轲入秦,带了一把毒匕首,“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可以称得上是见血封喉了。他刺杀秦王时“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执匕首揕之。”哪有生劫的意思,只有杀人的企图。本来是由自身的疏失大意导致了刺秦行动的失败,而荆轲却归咎于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客观原因”来维系自己渺小而脆弱的虚荣颜面,并抓住了最后时机亲自暴露了“后台老板”。其人可鄙。


    荆轲是一个充斥着赌徒心态和小人嘴脸混迹于乱世的游侠,或许有匹夫之勇——当然这种勇气脱不开他的赌徒心态,但也“惜哉剑术疏”(陶渊明《咏荆轲》),至于说英雄才略却是半点也无。在我眼中只有匹夫荆轲,没有英雄荆轲.          (发表于《语文报教师版》2007年23期)

中庶子是什么官

“中庶子” 是什么官

王 春 
     在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实验必修教材1中,19页《荆轲刺秦王》的课下注释(26)说:“中庶子,管理国君的车马之类的官。”不知道这条注释本于何典?中庶子并非是管理国君车马的官,管理国君车马的官员在当时称为太仆。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就曾任命赵高担任过太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仆,周官,秦因之,掌舆马,有丞(即属官,笔者注),两人。”太仆在秦以前就有,秦朝因袭设置了这一官职。太仆的属官至今可以考证的只有中车府令一职,典籍中并没有中庶子是太仆属官掌管车马的记载。
 那么中庶子一官的权限是什么呢?《通典·职官十二》中记载:“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员。”《仪礼·燕礼》中有“庶子”,《战国策·韩策二》载:“韩公叔与几瑟争国,中庶子谓太子……”《新序·辨物篇》载:“赵太子暴疾而死,扁鹊造宫门,中庶子之好方者应之。”可见中庶子一职也在秦朝以前就有设置。《史记·商君列传》有这样的记载:“卫鞅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据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记载:“(中庶子)《周礼·夏官》谓之‘诸子’,《礼记·文王世子》谓之‘庶子’,掌公族也。”中庶子应该是掌管公族事物、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古者,庶子之官治,则邦国有伦。”《礼记·文王世子》里这两段记载可以佐证。

       汉承秦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秩二千石。”属官有太子门大夫5人,庶子5人,洗马16人,舍人、太子中庶子、太子御骖乘、护太子家等,可知中庶子确无掌管车马之职。在秦、汉以后,中庶子一直是太子宫官,职掌侍从太子,与皇帝身边的侍从相似。南北朝时期仍称中庶子。隋代太子官署有门下、典书二坊,各设庶子,门下坊为左庶子,典书坊为右庶子。唐代改称左、右春坊,以比朝廷的门下、中书省,有左春坊左庶子与右春坊右庶子;高宗时一度改成左右中护,不久恢复旧称。后代沿置。清代无官署而仅留官名,并且官无职事,只用以备翰林官的迁转。清末废置。


        在秦国作为公族贵胄的老师和侍从,在国君的眼里必然是有学问、有能力又忠实可靠的人,所以《荆轲刺秦王》中中庶子蒙嘉的进言才能奏效。教科书的注释恐是千虑一失,应当及时改正。


                                                                                                 (文章发表在《语文学习》2007年11期)

易水诀别说“白衣”

易水诀别说“白衣”


王春 


   《战国策·燕策》中荆轲刺秦王易水诀别一节中写道“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传统”讲法认为这是太子丹和臣僚穿孝服为荆轲送行。我觉得如此解释不但于理不符,而且于礼不合。


       先说于情理不符。荆轲一行,缔交是幌子,行刺是实情。古人说:“事以密成”,刺秦是机密大事,所以一切行动都务求保密、低调。“易水诀别”已经足够慷慨悲壮了,如果衮衮诸公都穿白戴孝,又“垂泪涕泣”,那刺秦之谋也就昭然若揭了。再说于礼法不合。《仪礼·丧服》中有关于丧服制度的详细记载,也就是所谓的“五服”。按照“五服”制度,穿着什么规格的丧服,穿着多长时间的丧服都要视与死者的亲疏关系来定。问题是荆轲还没死,燕王喜也还在掌权,太子丹穿孝服岂不是燕国大忌?实则于礼法不合。


        参加“易水诀别”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不可忽视的,就是高渐离。如果太子和知道内幕的宾客都穿孝服来送荆轲,偏偏《战国策》中又没有高渐离也穿孝服的记载,那么诀别一场似乎就没有想象中“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辛弃疾《贺新郎》)那样具有浓重的悲怆意味了。其实白衣未必完全等同孝服,白衣另有布衣平民之意。三国时期有一段 “白衣渡江”的故事,家喻户晓。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吕蒙到达寻阳后,把精兵藏在大船里,“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之。”讲的就是吕蒙把精兵藏在商船中,让划船的士兵穿上平民的衣服扮作商人,成功骗过关羽夺取荆州的故事。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一节中写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讲的是唐朝进士科考试被时人所推重,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就被称为“白衣公卿”,又叫“一品白衫”。通过进士科考试,就能平步青云,自然就由白衣平民变成紫袍公卿了。柳永在《鹤冲天》一词中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便用了这个典故。


        高渐离是白衣平民,太子丹和知悉内幕的高层幕僚为了不事张扬并能最后送荆轲一程也都甘愿穿上平民布衣,太子公卿以布衣相送此时远比“衣冠似雪”更激荡人心,荆轲壮怀激烈,矢志弥坚,于是才引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绝响。白衣做布衣理解,不但合乎情理、礼法,而且充满了情感张力,文学色彩更强烈,使故事更有生命力,我想这或许也正是“易水诀别”千百年来传诵不息的原因之一。                                  (本文发表于2008年《语文报教师版》1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