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秋雨批评现象”看当代知识界的价值观念与思想状态

从“余秋雨批评现象”看


当代知识界的价值观念与思想状态



 


 王  春


谈及上世纪90年代的散文界,我们绕不开余秋雨。谈论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们更是不能不提及余秋雨。上世纪90年代文坛最受关注也最具争议的作家仍然是余秋雨。这表现在其一,他的著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掩卷沉思》、《余秋雨台湾演讲》、《千年一叹》等,均一度位居全球华文书籍排行榜前列,在台湾和大陆掀起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热,形成了媒体热评的“余秋雨现象”。其二是争议巨大,群起杯葛,围绕余秋雨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 、散文文本的文史硬伤问题、系列名誉侵权案的“法律苦旅”、“电视作秀”以及屡次封笔风波等展开并形成了一场声势浩荡的“‘余秋雨现象’批评”。从“余秋雨现象”到“余秋雨现象批评”,构成了在当今文坛备受瞩目的“余秋雨批评现象”。通过对“余秋雨批评现象”形成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的检讨,我们不难发现“余秋雨批评现象”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是非曲直的判定。


“余秋雨批评现象”中论争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价值观念的不同。这种价值观念的落差分别在同时代人和不同时代人之间都有体现。时代背景的差异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造成了这种观念分歧。这种价值观念的分歧和由此衍生的长时期的文化论争,实际上恰恰生动地体现出了当代知识界的思想状态。“余秋雨批评现象”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它而体现出的当代知识界思想状态中的一些不足和问题。热闹的论争的背后依然是当代知识分子如何扩大和丰富价值领域与精神资源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余秋雨批评现象”中导致论争双方价值观念分歧的“双重困境”。


 


“余秋雨批评现象”中存在大量的价值观念分歧,导致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批评双方都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困境”。


集中体现“余秋雨批评现象”中价值观念分歧的典型论争就是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作为后辈的余杰曾经撰文指出余秋雨是上海“石一歌”组织的重要成员,是至今不肯“忏悔”的“文革余孽”。曾经是余秋雨同事的孙光萱、胡锡涛也分别撰写文章,正告余秋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而作为当事人的余秋雨则极力辩解自己的清白无辜。如何面对“文革”确实是当代知识分子要正视的问题。围绕“文革”问题的争论体现了同时代人之间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之间迥异的价值取向。论争双方对于文革的基本价值判断并无二致,而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个人在“文革”中所处的地位和应当负担的责任问题,双方观点则大相径庭。对于“文革”问题的是非争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认识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经历过“文革”与没有经历“文革”的两代人之间体现的犹为明显。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对“文革”的深入检讨和理性辨析,这也正是历史困境下的无奈。


对于“文革”问题的讨论,超越个人的是非之争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是一件大好事。谁也不能否认“文革”是中国人用十年苦难换取的财富资源。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对于文革深入广泛的讨论没有得到系统的进行和开展。换句话说对于文革的反思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情,文革的产生和过程中的诸多思想诱因与如今文革思维的薪尽火传都值得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余秋雨们成长的年代是动荡荒乱的年代。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但他们的身份同时又是双重的,既是主流话语的生产者,但更是“运动”中的被迫害者。正如王尧所说:“不借助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文化建设,但是,既然是‘全面专政’,又不能不防止参与主流话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可能‘复解资本主义’或者让资产阶级回潮。”这是“文革”的“文化现场”中存在的矛盾,更是余秋雨们面临的两难与尴尬。我们应该看到,当时还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余秋雨是没有能力拒绝与选择的。前辈学人冯友兰、周一良、陈旭麓等身临其境尚无能为力,更何况余秋雨?冯友兰、周一良等在文革之前均已成就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到了晚年堪破名利,自省忏悔,得挽名节。然而年轻一辈却难以做到这一步,因为这关联着现实的名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领域的建构背景是在文革的“文化现场”当中。作为主流话语生产的参与者更兼屡屡“运动”中的被迫害者,极端思维和“他人就是地狱”的斗争敏感已经根深蒂固、如影随形。余秋雨对于文革问题的讳言和对文史“硬伤”指称的敏感,无疑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状态的某些倾向。同时我们也看到,逼人忏悔、随便指责别人是“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恰正是文革余风的体现。至于“文化口红”之类的指责,我们除了能够感受到极端与“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以外,唯有对于“以暴易暴”文风的一声叹息。“余秋雨批评现象”中的论争双方都存在着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造成的认同差异和历史局限。


“余秋雨批评现象”中的论争双方同时存在现实困境,即在“文学市场化”背景下,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期间个体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


当今文坛确实存在一股“酷评”之风。他们认为“骂的流行诚然不是幸事,但要让它终止必然以‘伪’的流行的终止为前提,这里的伪包括伪作品和伪评论。”而且断言“骂的流行必将为‘伪’的流行的终止做出贡献。”(周冰心、余杰编著《文化口红》封面语)我们不怀疑“酷评”家们“心存坦诚、机智与幽默,试图重建理智的评论环境”的良好用意,但从“迫不得以”的骂人开始,到为了骂人而骂人结束这一客观事实表明,“酷评”的理论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设想的背面,形成了悖论。其实,这种悖论的形成并不出人意料,我们不能忽视“以骂止骂”逻辑的理论背景或曰市场背景。


在市场化的文学背景下,“形象消费”已经成为火爆的事实,余秋雨本人无疑是其中的受益者,同时他的文名也成为了一种消费资源。毕竟在市场化运作背景下,棒喝名人,可以曝得大名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任何学术的或棒喝的批余文章一出现都会被认为有假借余秋雨自我炒作的嫌疑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实际上“批余”的战车已经在商业价值的指向标下驶入了“到底是谁在沽名钓誉?”这种立场上大是大非,逻辑上又非此即彼的弯道之中了。这是余秋雨的不幸,也是余秋雨批评者的不幸。在文学向市场化过渡的进程中,余秋雨做出了尝试,余秋雨批评者也参与了探索和实践,文学市场化变革必然会对文学发展进步带来有利因素,但市场对文学和作家的异化现象是马克思和本雅明都予以警示过的!中国文化的转型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期间,市场因素对个体价值判断的制约将是长期、广泛而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分歧的现实困境。


 


 


“余秋雨批评现象”对当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嬗变的启示意义


 


“余秋雨现象批评”中的两次主要论战即关于余秋雨先生文革历史和文史硬伤的论争,都涉及到了“文化人格”这一问题。在这场论争中体现出来的当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颇具代表性。既有面对历史问题的讳莫如深和面对指摘的气急败坏,更是不乏缺乏严肃批评精神的玩世不恭和故作惊人之语。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价值领域的狭窄和精神资源的单薄?


反观历史,实现文化和文学的不断转型,必须要依靠作为具体实践者的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洞察和判断力,而这些能力是建构在广阔的价值领域和深广的精神资源基础上的。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平心静气,厚积薄发。文革十年是对知识分子价值领域和资源摧残震荡的十年,“十七年”期间的历次运动实际都是在为革除“不合时宜”的思想传统而进行的努力,文革不过是它的集中爆发。饱受颠沛流离的精神价值体系在激烈的动荡过后尚未来得及恢复元气,更没有顾及到对文革的思想文化的症结进行深入思考,就再度面临着充满解构魔力的市场化时代。而粉墨登场的诸种表演都无疑是这种精神价值体系症侯的具体表现而已。这是“余秋雨现象”的背景更是“余秋雨现象批评”的背景。而由此构成的“余秋雨批评现象”,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众、涉及重要时代文化课题之广、对文化传媒影响之大、社会舆论关注之切都在当代文坛无主潮的创作状态下各臻一极,倍受关注。“余秋雨批评现象”成为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具体而微的标本。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状态,诸多学者将之归结为三种趋势走向,即文学的媒体化、文化化、学术化。这三种趋势走向在“余秋雨批评现象”中有完整的体现。这些趋势的出现,正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体系要求不断与时俱进并强调积累的表征。对于“余秋雨批评现象”的评定,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标本意义,它的标本意义不仅仅是指它作为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缩影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在知识分子精神价值体系的嬗变中出现的,并且在它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准确生动的体现出了这种嬗变。所以与其做更多的道德考量,不如更多地来关注价值领域的拓宽和精神资源的积累。如果把问题放在发展中去考察,那么现在做出的论定都只具有暂时性。所有“余秋雨批评现象”的参与者和观众都需要这种积累和磨砺。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文学批评的基本要义是对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价值进行阐释和评价。“余秋雨批评现象”作为当今文坛文学批评的一种表现形态,生动展现出了近年来文学批评呈现出的活跃态势。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社会良知、历史责任的巨大转变,同时也暴露出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混乱与失范。两方面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问题。参与这场论争的知识分子从年龄到人生经历上的差异呈现出老中青三代。他们思想观念中的契合与抵牾都源于他们知识结构与文化经验的不同。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造成了他们价值领域与精神资源的千差万别。进入当代以来,由于知识分子长时间在价值领域和“灵魂深处”主动或被动的不断进行着“不破不立”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当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价值领域和精神资源都体现出了薄弱和偏狭。在这种状态没有来得及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得不仰头正视扑面而来的文学市场化问题。这给本来就需要靠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才能得以有效解决的复杂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给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余秋雨批评现象”正是在这种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体系嬗变中出现,也准确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嬗变。我们应该注重“余秋雨批评现象”在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价值体系嬗变历程的实践意义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对于建设与时俱进的社会公共价值领域和精神资源的启示。

《从“余秋雨批评现象”看当代知识界的价值观念与思想状态》有3个想法

  1. 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极有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举足轻重的。他的“学者型散文”曾为大学教授们津津乐道,啧啧称奇,也让不少教授们大汗淋漓,情感复杂;但他在历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的引申迁移、旁征博引却让主持人、歌手、评委及观众们目瞪口呆,坐立不安,多半没听进去···
    我很浅薄,对余大师,也说不上太多的话。
    读了王春几篇文章,感觉很好:做学问功夫下的很足。[quote][b]以下为王春的回复:[/b]
    多承先生辱目,把先生的鞭策之言铭记!先生春风大雅,秋水文章,是我们的榜样![/quote]

  2. 精彩。[quote][b]以下为王春的回复:[/b]
    见笑了!本科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了。[/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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